二、對新局勢下南海問題的新認識

我國新一屆政府領導人向東南亞地區提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議，是其對南海新態勢、新趨勢有了充分了解的基礎上提出的。習近平主席清楚地知道，中國同相關國家關系“因南海問題面臨嚴重困難”。[②]因此，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這一倡議是建設南海和平之海的偉大指引，對南海動蕩局勢將發揮無可取代的緩解作用，因此也是對地區和平與安全做出的重大貢獻，

筆者以為，提出這一倡議的基本判斷是，要實現中國夢這個大戰略，周邊穩定是第一位的，而要穩定周邊，則必須在外交上主動謀劃、努力進取，以適應變化中的新局勢，這就是，以軟實力對沖外部勢力的硬介入、以親誠惠容理念及建設性倡議處理好同菲越等國發生的有關問題，為中國同南海周邊國家關系的健康發展創造條件。這一創舉來之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戰略構想，它是中國政府從戰略高度重視周邊外交的產物，它不只是對“繼續韜光、積極作為”外交戰略的延續，更是對近年來國內國際的各種正面要求做出的一種突破性回應，讓國內民眾看到了維護國家主權、民族尊嚴的堅定意志，向國際社會表達了中國愿意積極承擔國際責任解決地區熱點的姿態，讓周邊國家深切感受到可以分享中國發展機遇的中國氣派。

為使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這條“巨龍”乘風揚帆，一路順風，須對新局勢下的南海問題再思考，并在取得新認識的基礎上，趁風使帆，建設包括南海海域在內的海上合作新秩序。

首先必須再次確認，中國在歷史和法理上對南海島礁及附近海域擁有主權和管轄權。浩渺的南海及其璀璨的島礁始終是鑲嵌在中華國土上閃爍的明珠，自古以來一直見證并守護著浩浩蕩蕩往來于海上絲綢之路上的中國船隊。當下，任何外國不要幻想中國會拿核心利益做交易。

其次，中國崛起讓中國具有了一定的經濟優勢，但是這并不是說中國在經濟和軍事上獲得了絕對優勢。有人說，國家駕馭海洋的能力可以根據硬實力的指標加以判斷。當古代中國較之其他國家的經濟更加發達、文明程度更高的時候，中國的制海能力強?？墒?，國家一旦出現衰弱，從海上通路上開始收縮，西方海洋大國立即撲向東方，從海上絲綢之路的另一端逆向行駛，瘋狂地奔向中國，南中國海首先遭殃，本土受凌辱、遭宰割。現在，科技發達和人類文明程度到達歷史的巔峰，國家間的競爭占優條件和事物發展的內在邏輯完全不同于古代。盡管中國崛起為世界經濟老二，但是中國國際地位的兩重性十分顯眼，尚未擺脫發展中國家的帽子。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保持一心一意謀發展的戰略鼎力不變，以保障中國的根本利益得以獲得、保持和延續，保障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得以實現。鑒于此，在對外關系上，中國要設法把可能導致沖突的因素限制在必要的底線上，以確保中國夢的實現有一個穩定、和平的發展環境。

第三，與此同時，隨著中國在國際上的大國地位得到承認，中國甚至已經被視作是超級大國，中國堅定了建設海洋強國的堅強意志。由此可以認為，中國的戰略重心難再集中于國內發展、國內建設。中國同外部世界的經濟、人文交往和互動關系，密切和頻繁程度業已達到了歷史最高水平，以至于中外兩方無法輕易割裂，中美之間不能割裂、中日之間也不能割裂，中國與南海周邊更是如此。由于中國迅速上升為全球矚目的“大塊頭”，外部世界和周邊國家對中國“冷眼”相看或許屬于正常。當中國這個新崛起的“大塊頭”自己似乎還沒有完全意識到或者準備好的時候，它同外部世界打交道的過程中可能會有某些不成熟或者行為欠佳的表現。我們最早劃定南海斷續線，這無疑是英明遠見之舉，但是缺乏緊接著的后續行動，為什么不在西沙海戰大捷之后迫使南越政府把斷續線改畫成直線？美國那時在南海問題上對南越根本不給力嘛。鄧小平三十年前說過，我國同一些國家在南沙地區存在領土爭議，解決的辦法有兩個，一是使用軍隊把這些島嶼統統奪回來，一是擱置爭議，共同開發。在中國現在面臨一個與過去不同的戰略機遇期的時候，鄧小平的諍言依然有效?，F在中國這個大塊頭對海洋權益的重視程度超過以往任何時候，加上南海東海的爭議事件，中國被迫提升軍事力量以及可能的干預能力，因此可能遭遇來自區域內或區域外各種勢力的懷疑和反對，在他們無法理解中國的和平發展用意之前，他們有可能傾向于把中國的言行解讀為“擴張”甚至“威脅”，中國因此同美國這個超級大國、其他利益相關者以及南海爭端方發生的競爭及其內涵也就增加了其他多種負面因素。我們反對零和博弈，反對權力競爭，但是對方并不認同。于是中國面臨沖突因素上升的局面。在運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時候，對此應該心中有數，要為應對地緣政治和權力競爭準備投入更多的資源、力量和智慧。

第四，在南海問題上要有打一場法律持久戰的思想準備。近些年來，中國在固有領土西沙群島及其附近海域施工、在1948年公布的南海斷續線內驅趕外國勘探船只、堅持“不接受、不參與”菲律賓單方面提起的南海問題仲裁案。對于此類行動和表態，國際上一些人和國家抱怨中國外交咄咄逼人，非常強勢，而國內一些民眾則認為，中國硬實力指標以及強大的海上力量足以收回被占領的島礁，可是，中國似乎還是按兵不動，不少人由困惑、抱怨而直截了當地提出批評，認為中國外交太軟。一強一弱的說法形成鮮明對照。筆者以為，為要順利推進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這一偉大工程，不能用短平快方式解決南海爭議問題，而要做好打一場法律持久戰的思想準備。采用法律方法，就是通過確定島嶼歸屬和劃分大陸架、專屬經濟區的分界線以及國家間海上國界線來確定各自的主權和海洋管轄權，消除主權爭議和海洋權益紛爭。從國際法層面來看，國際海洋法的發展進程本身也是產生南海海域爭議的一個特殊因素。越南曾經公開承認中國在南海地區擁有主權和海洋管轄權，后來否定自己的聲明，就是明證。但是，眾所周知，法律畢竟是一個相對穩定的制度，一旦制定后就難以再行修改，即使存在修改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實施和完成過程也需要很長的時間，從這個意義上講，法律僅僅是一把靜態性的尺子，法律斗爭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解決問題不可能一蹴而就。當前，在各國都可以利用國際法提出各自主張的背景下，南海依法劃界將是一場曠日持久的談判，因此，即使從技術層面來分析，法律方法也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既然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不是一個短期行為,而是一項長遠的戰略，那么我們不僅要以法律方法來捍衛南海的海上權益，還要以此來推進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發展。

第五，提供公共產品應有時不我待的緊迫感、關懷度和細膩心，否則將影響構想的實施。公共產品當然包含諸多內容，包括基金、機制等，比如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經中國倡導建立后，備受東盟國家的歡迎?，F在我們應有更多的憂患和惠及周邊意識，讓這些倡議盡早落實。中國在多個場合多次提出“中國—東盟海上合作基金”，但是一些東盟人士依然不明確如何申請和使用，缺乏透明度和宣傳力度。“中國—東盟海上合作基金”是推進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支撐力量，東盟國家一些學者傾向于申請海上聯合執法訓練、航運安全等課題。但是，由于誤解或者透明度不夠，也有的學者猜測，中方可能比較傾向于提出不敏感的課題，如生物多樣化保護等問題。在實施構想過程中，中國應該加快步子，多多提供一些更加務實的操作渠道以及細致的操作措施，順利推進新海上絲綢之路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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