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前面的話題，伴隨經濟中心從歐美轉向亞洲，大陸與海洋的關系正在發生變化。1993年，東起連云港、西至鹿特丹的歐亞鐵路已經貫通，現在提出的“一帶一路”實際上包括了絲綢之路經濟帶、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中印中巴兩走廊、歐亞大陸橋等眾多范疇，大陸聯系的重要性顯著提高了。如果說美日海上同盟是對冷戰格局的延伸，那么，“一帶一路”卻是對歷史路徑的回歸。新的經濟計劃是對世界歷史路徑的重新修正，困難和挑戰都是顯然的，有人說連新疆都搞不定，還怎么去談“一帶一路”？但是，新疆問題或其他區域問題恐怕也正是在展開“一帶一路”的過程中才能解決。我們從“一帶一路”面臨的困境可以看出：世界經濟的重心向亞洲的偏移將帶來一系列政治、社會、文化、宗教、語言等方面的問題，而絕不只是經濟問題。反過來，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核心就在于其經濟與政治、文化、習俗、宗教等等的脫離，在于其經濟過程對社會關系的破壞和摧毀。因此，“一帶一路”必將是一個針對資本主義經濟模式進行改革的漫長過程，也必然是將歷史文明與未來的社會主義相互連接的進程。說歷史文明，是因為這一新計劃的四個關鍵概念，即路、帶、廊、橋，正是亞洲跨社會體系或歷史文明的紐帶；說這一計劃不可避免地具有社會主義色彩，是因為如果不能克服任由資本主義經濟邏輯主宰這一廣闊而復雜的網絡的局面，這一計劃必然遭致失敗和報復。“一帶一路”不是單一國家的計劃，不是一個以領土及其擴展為目標的帝國再造計劃，而是一個以“互聯互通”為中心概念的、以多重復合的參與為基本內容的動態過程。面對這一史無前例的世界實驗，任何缺乏深刻和長遠認識的經濟計劃、金融擴張和軍事冒險，都將產生適得其反的效果。現在談論“一路一帶”的人大多只涉及兩個中心問題，一個是解決國內生產過剩，一個是金融擴張，這兩個問題都是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反復出現的問題。若只重復資本主義的老路，“一帶一路”不但不可能成功，還可能觸發巨大的風險和反彈。新疆問題是一個信號，2014年的臺灣也是一個信號。但無論如何，隨著經濟關系的變化，17世紀之后臺灣在全球和區域經濟中的特殊地位也不可避免地發生變化。中國大陸沿海經濟的發展和歐亞大陸關系的變化正在撬動全球性的歷史變遷，大陸與海洋的關系如果不是發生逆轉，也會產生巨變。

現在是全球性的政治危機的時代，跟1989年以后的情況非常不一樣。1989年以后，社會主義失敗，“歷史終結”。然而，今天的現實是資本主義危機四伏，不僅邊緣區域如此，中心區域也一樣。1989年后作為唯一政治合法性的那些東西，在今天無一例外，都處于深刻危機之中了。如果中國能夠順利地擺脫困境，重新思考政治實踐的問題，兩岸關系會不太一樣。我們需要在“歷史終結論”的范疇之外，共同探討新的道路。如果沿著這條道路嘗試開啟新的政治實踐，新的空間、新的可能性、新的力量就有可能涌現。這是全球性的政治危機，不是局部危機，所以探討中國政治的新形態，也有全局性的意義，不是個別的和局部的意義。

2012年，我在臺灣訪問牡丹社，沿著山道，一路摸爬進去。當年，像這樣的一個臺灣部落社會，其內部組織已經很完善，要想從外部攻進去很難。原來大陸許多地方也是這樣的，經過土地改革和社會變遷，就像臺灣社會一樣，現在已經很難找到“化外之地”了。但是，在交通如此便捷、流動如此廣泛的時代，統治者卻不知道地方性族群內部在發生什么，這表明斷裂已經達到了一個非常深的程度。現在需要重新擬定方向，綱舉目張。這兒抹一塊，那兒抹一塊，沒用。還是要知道核心問題是什么，才可能明確方向，逐漸地使得這個局勢逆轉。比如說我在文中一再提到的“中國”作為一個政治范疇到底是什么意思？這是應該重新來討論的，如果沒有這種概念，沒有這樣的意識，這個探索還沒有展開，問題可能就終結了。現在需要說明新的方向，雖然不容易，但也有幾點是明確的：第一，這是在全球化的進程中思考出路，不可能脫離這個進程談論新道路；第二，這是在東亞地區談論這個問題，也就是說，不可避免地需要討論全球勞動分工和全球關系的發展和變動，尤其是政治、軍事中心與經濟、金融中心的分離趨勢及其后果；第三，這是一條超越冷戰格局、克服新自由主義的未來之路，一條突破近代以來形成的霸權體系及其新形式的解放之路，一條以深厚的歷史文明及其近代歷程為背景的、綜合當代各種先進經驗的繼承創新之路。至少在我看來，這也是一條不可避免地具有21世紀社會主義特征的共同道路。

文/汪暉 節選自《短二十世紀》第十章“當代中國歷史巨變中的臺灣問題——從2014年的“太陽花運動”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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