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培忠：您剛才說，近年出現的南海島嶼之爭，也與未及時清算日本的對外侵略歷史有關？
矢吹晉：是的。1939年3月，日本把新南沙群島、西沙群島劃入臺灣的高雄市。1946年1月，伴隨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后盟軍最高司令部發布的第677號行政命令，日本失去了對所侵占領土的控制權。1952年簽署的“中華民國與日本國間和平條約”的第二條明確載明，日本將臺灣、澎湖列島以及新南沙群島、西沙群島等歸還給中國。但此后，島礁周圍的一些國家開始了對這些島嶼歸屬的爭奪，造成了矛盾的激化，如1988年越南對赤瓜礁的爭奪、1995年和2012年菲律賓對美濟礁和黃巖島的爭奪等。關于這些問題，我在《中美利堅》這本書里進行了論述。
何培忠：您在最新的著作《釣魚島沖突始自沖繩歸還—作為日美中三角關系頂點的釣魚島》中談了哪些問題？
矢吹晉：《中美利堅》這部書是我在察覺釣魚島問題的嚴重性、感覺研究人員和媒體反應遲鈍的情況下急急忙忙趕出來的，是因為我感到日中關系面臨嚴重危機，憤慨于被大肆傳播的日本政府御用學者的謬論得不到糾正，為批判一些所謂著名學者的無知而寫的。但單寫這些事情，只能形成一個小冊子，于是加上了中美關系展望，用中美合作體制下出現的事物“中美利堅”來作為書名，暗示中日關系的危機。
《釣魚島問題的核心》這部書是在花傳出版社社長平田勝先生的力邀之下寫的。因為平田先生非常擔憂“中日關系怎么辦”。這部書發表后，人們對日中政府間曾達成擱置釣魚島問題的默契這一歷史事實有了了解。
《釣魚島問題的核心》一書出版后，有關釣魚島爭論的核心雖然講清楚了，但爭論產生的背景還沒有涉及，于是我又發表了《釣魚島沖突始自沖繩歸還》這部著作，對美國在中日之間釣魚島主權爭議上不選邊站的所謂“中立立場”進行了剖析。這個事情始自四十年前沖繩歸還協議的談判中。尼克松政權當時曾一度想把釣魚島連同沖繩一起交給日本。但同美國保持關系的臺灣國民黨政權極力反對，說如果把釣魚島給了日本，全世界華人都會倒向共產黨政權。美國這時開始認識到釣魚島問題的復雜性，這時，美國正在和臺灣進行紡織品貿易談判，為了保住美國的利益，拉攏臺灣的國民黨政權，遂決定在沖繩歸還協議中，只把釣魚島的“管理權”交給日本，而有關主權讓有關方面進行談判。日本表面上應承了美國的這一主張，但沖繩歸還協議簽字后一直拒絕和中方談釣魚島主權問題。基辛格曾反對美國把釣魚島的管理權交給日本，希望美國能有真正的中立立場。這就是當時的歷史事實。
何培忠：您在從事這些研究時，一定查閱了大量歷史資料吧？
矢吹晉：是的。從事釣魚島方面的研究的確花了很大的精力，查找了很多的歷史資料，如美參議院沖繩聽證會記錄、美參議院沖繩聽證會記錄附屬文件、美國國務院文件、美國外交文件史料集、美副國務卿約翰遜寫給羅杰斯的報告、日本國會會議記檢索系統、日本外務省的相關資料、蔣介石日記、蔣經國“總統”文件、周書凱回憶錄、張香山的《中日復交談判回顧》等，甚至還有“極密”資料、沖繩返還協議以及相關問題的概要（1971年4月27日— ）、1971年日本駐法大使中山賀博寫給日本外務省的報告等。被標注為“極密”文件的內容顯示，美國歸還沖繩時，并沒有把主權給日本。但日本就是不承認中日之間存在釣魚島主權爭議的事實，也不承認中日政府之間有“擱置”釣魚島爭議的默契。
何培忠：您的書發表后，社會的反響如何？
矢吹晉：日本前駐華大使丹羽宇一郎有這樣的評價：矢吹晉教授的著作發表后，沒有一個人提出反對，沒有一個人站出來說矢吹晉教授說得不對。他的評論我很欣賞，因為我的論述完全是基于歷史事實。
何培忠：這么說，支持您的觀點的人應該不少吧，有哪些人支持您的觀點呢？
矢吹晉：這三部書發表后，確實有不少學者在談論，并表示支持，但我在這里不想提到他們的大名。因為日本現在彌漫著排外主義氛圍，我周圍雖然沒有心底狹小之人，但我不想給他們添麻煩（笑）。
何培忠：您在這里又用了一次“迷惑”這個詞呀！我剛才就說過，在中日關系低迷、遇到很多麻煩、許多人感到“迷惑”的時候，您是毫不“迷惑”的學者。您怎么看待中日關系今后的發展？
矢吹晉：首先應該是尊重歷史事實，承認歷史事實，承認《波茨坦公告》的決定，退回《波茨坦公告》約定的事情上。當然，有了“管理權”會有一定的主動性，占有一定優勢。我想中日兩國可以運用政治智慧，比如像海峽兩岸關系中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一中各表”那樣，中日之間在釣魚島問題上，也可以考慮“一島兩制”的方式，達成“奇數日”由日本管理，“偶數日”由中國管理，公平地劃分資源，維持好地區和平與穩定的“新的共識”。
何培忠：您的建議很具建設性，但能否得到日本政府的響應，我目前還看不到希望。我感覺，日本政治人物還想繼續利用釣魚島問題達到一些政治目的。我們都期望東亞地區各國是友好合作的關系，是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關系。
采訪、撰文：何培忠 來源：東方歷史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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