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情形下，今天的中國似乎多少有點像是1898年美西戰爭前夕的樣子。那時候，美國崛起，歐洲列強似乎不太樂意接納，可也無法不承認，還在考驗這個新興邦國的政治意志。最后，沒辦法，年輕的老美一仗打下來，將現在的南加州、弗羅里達州以及新墨西哥州等地全部吞并，悉數攬入懷抱，奠定了自己作為世界強國、甚至頭號強國的地位。不妨說，美國的頭號強國位置早在1898年的美西戰爭后已然奠定，“二戰”結束不過為此舉行了正式的加冕禮罷了。當年的西班牙早已淪落，年輕的美國拿它開刀，最終完成了大陸擴張，既展現了政治意志，又不會有太大風險，運氣好，它抓住了運氣。中國現在或許身處“美西戰爭”前夕，倘若哪一天沒轍真要打一仗，最好的效果是類似于此，數十年后人們寫回憶錄說這一仗打得好；假若戰敗，哪怕是平手，其于中國成長的負面影響，怎么說都不過分。此事說易行難，手上有權，需要決斷的主兒，此刻肯定比我們為難。

朋友，瞻前顧后，五百年泱泱，“世界歷史的中國時刻”到了嘛！同時，是國家理性的成長和成熟期，也是恢復自己的世界性大國的歷史時刻。因此，邊疆政治的背后，是生存政治、生命政治和尊嚴政治的邏輯，更是世界體系中權勢轉移的邏輯。十六世紀以還的地中海文明，以“權力政治”與“權勢國家”為現代國家接生，國家理性流轉四方，為此張本。不想世事輾轉，此情此景，于當今世界再度原形畢露。——“二戰”后世界暫時擺平了，如今正在新一輪擺平的進程之中，好一個春秋戰國。在此情形下，處理邊疆政治，重塑世界體系，不能忘卻生命政治和生存政治的邏輯，所當持守的是也只能是所謂的“國家理性”。

因此，有必要重新提及的一點是，當年霍布斯們老辣，將即將現形人世的現代民族國家看作“政治生命體”，其以自我保存和利益最大化為主題，將“生命的自我保存就是正當性”當座右銘，由此區隔“國家政治”與“國際政治”兩界。國家政治講正義、講道德、講普世價值，奉守公民理性；國際政治講利益，講現實，難講道德，或者，是道德不及之域，因而，其所奉守的是自衛原則和政治現實主義，甚至是所謂的“進攻性現實主義”。其實，這就是“城邦之外無政治”的希臘政治智慧，其之一脈綿延，而有所謂“政治止于水邊”的戒條。以“政治是眾人之事”為憑，是不明此間區際的懵懂。倘若非要將此推展至國家間政治，則可期待而無把握，是懵懂的平方。看官，國際政治從來都是霸權之爭，權勢的較量，無政府的預設下，以邦國利益邊界的最大化為鵠的。所以，誠實的自由主義者面對國家間政治，或者，國際政治，從來同樣都是清醒而誠實的政治現實主義者。否則，自由主義了無理論張力，難擔治平大業，便一無是處了，也太小瞧它了。這不，如同方家所言，民族主義從來都是自由主義的一個隱蔽命題嘛！那么，何時圖窮匕見，不再隱蔽呢？就是邦國利益受損之際。想一想當年大英帝國議院上下矢口開戰，決議“懲罰”滿清，便知道此種懵懂是多么可笑而可憐了。

此種老到成熟，還表現為它的“虛偽”。《大國政治的悲劇》作者即曾坦承，美國人不喜歡權力政治，因而，在公開場合他們常常“以自由主義的口吻”談論美國的外交政策，訴諸理想主義術語。可是，一旦關起門來，自家人說體己話，“籌劃國家安全政策的精英們卻滿口權力語言，而不是什么法則”，秉持的是現實主義行事方式了。不僅如此，老美全球行事粗蠻，卻口口聲聲真理在手、道義在肩，將對手抹黑為邪惡、野蠻之徒，動不動要將他們“炸回舊石器時代”，可事實上，為了達成目的，他們自己同樣無所不用其極。顛覆、暗殺和戰爭，能用什么用什么。這也就是為何深諳此道中人不免喟嘆，“道義”啊“道義”，其實在國際政治中難能發揮作用，甚或，最好排除“道義”之思，才是常態，重復的也不過就是馬基雅維理們、霍布斯們早已言之諄諄者也。

這樣說并非意指老美如此，別人應當同樣如此，更非是說只有老美如此，別的人皆家風清白。毋寧，只是想說，在國際政治的“霍布斯體系”、“格勞休斯體系”和“康德體系”之間，存在著萬水千山，道不同不相為謀呢！將康德愿景誤以為當下現實，不待人笑，當先自笑；以“道義”為國際政治開藥方，未得人悲，恐已自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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