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喜的是南海問題年來日顯，中菲黃巖島之爭直接面對面歷時將近半年，不管是媒體、策論家們，還是知識界，其發聲，其思考，表明中國的智識力量，以凝聚公共理性的方式，大踏步登場。實際上，晚近十年里，網絡空間的誕生催生了一種新型議政方式，而這也是漢語思想的錘煉方式，更是提煉中國的國家理性的絕好良機。不管是專司國際政治的專家，還是一般外援的知識階層，其所展現的智識力量，集思廣益，影響著官民兩界。這便是大眾政治時代的輿情，也是一種平庸時代的政治情貌，優劣一體，喜憂俱在。尤其是一般民眾，嚷嚷，很大程度上其實是跟著智識界、傳媒和思想界的調子走，只是他們未必意識到自家所受的影響罷了。
憂的是知識界也好，傳媒也罷，雖說一定程度上展示了漢語思想的智識力量，但卻存在著學理準備嚴重不足，依然欠缺政治成熟的問題?！?，須知，國際法通常只是妥協政治的產物，至多，一種情境性的國際道義，萬不可完全等同于人類普世公義。而且，公義與否，還要看是否切合邦國利益。十一段線還是九段線都講不清楚，光嚷嚷“自古以來”如何如何，何以應對？以義憤應戰政治，恰恰是大忌。國家間政治是道德力所不及之地，馬基雅維理早已有言在先，洋人就是照此導師訓誡行事的。由此，對于海洋法與國際政治的精深研究，對于區域政治和地緣關系的專家級人才的培養，爭得話語權，漢語文明依然有待努力。老美對于《京都議定書》的拒斥，堅持美國大兵任何情況下不受國際刑事法庭管轄等等，無不基于一己私利，而骨子里則以國家生存及其利益最大化這一國家理性原理相撐持，哪怕由此撕破臉皮?！斎唬稚嫌信?，才敢也才能不惜撕破臉皮。
二、國際環境：政府危機與政權危機
手上牌不多，要頓時拉下臉來攤牌，就比較困難了。菲律賓小樣兒，不懂這個道理，急了，不奇怪。相較而言，總體來看，中國在南海問題上“接近于做得最好”，但也不過是以“拖”字訣應對，就在于希望藉由“大國的成長”，慢慢地、自然而然地獲得主動權。據專業人士言，不說十一、二艘，如老美，就是三、五艘航母往那兒一擱，誰還能怎么著。而航母如同水母，同樣不是一天就煉成的。因而，刻下中國在展現政治意志上有所作為，已經給予世界為了捍衛核心利益絕然不惜一戰的印象，但卻又似乎不具絕然堅卓之政治決斷力與軍事決心，動機和結果皆在于此，甘苦雜陳。
說到底，在“國家政治”與“國家間政治”兩相互動的視野下，這里面牽扯到一個轉型時段的“政府危機”與“政權危機”的問題。中國今天之所以奉行“國際維穩”（仿效國內政治中的“維穩”表述），因而，南海熱應該降溫，就在于百多年的中國轉型到了關鍵時刻。換言之，“中國問題”所包含的發展經濟－社會、建設民族國家、提煉優良政體和重締意義秩序等四大指標，程度不等，均逐步多所兌現，尤以政體轉型到了臨門一腳的時候。照目前勢頭來看，不出太大意外，此事可望于一代人時間內，也就是二十年左右完工。因此，除非萬不得已，不能隨意打斷這一進程。正是在此，一日轉型未完，雖然政府秉具合法性，卻難言政權的正當性，則風雨飄搖之憂戚，如同日頭下必有陰影，總在心底盤桓。相比而言，但凡完成這一現代政體轉型的國家，無論歐美諸國，還是此刻正處發展進程中的其他亞非民主國家，其政權的正當性高枕無憂，怕的只是政府危機。存在政府危機，卻無政權危機，使得此類政體伸縮空間較大，轉圜余地相對較多。因為，從整個邦國立言，大不了換一個政府接著干就是了。不管怎么換，政權在那兒立著，倒不了，不用怕。相反，則只能維穩，無論在國內抑或國際。
說白了，今天中國不僅存在政府危機，而且，更主要的是我們尚未完成政體的現代轉型，尚未建立起標領正當性的優良政體，因而，政權時刻處在深刻的危機和危機恐懼當中。所謂優良政體，不外乎“立憲民主、人民共和”這一普世模式適當予以中國化處理后的形態。中國現在犯難的是此，而非彼也。這是百年老帳，不是一夕淺疾，有待接續努力漸恪其功?？滔轮苑钚小皣H維穩”，但也不敢放手實施，就在于搞不好不僅政府危機凸顯，更要命的是政權危機降臨。而這才是一切問題的根本所在，也是為何三水相連，一處比一處水深的原因所在。今日剖析南海的邊疆政治，不能無視這一重要的背景因素，蓋國內政治和國際政治、國家政治和國家間政治，原是聲氣相連，牽一發而動全身矣！
三、世界歷史的中國時刻
的確，世界正在考驗成長中的中國的政治意志，到了一個關口。這里，把背景再往深里伸展伸展，回瞰一下“現代中國”民族國家及其國家理性的成長歷史，有助于我們審視別人家的考驗，擺正自己如何作為“正常國家”的位置。
在本文語境下，晚近一個半世紀，略分三段。自鴉片戰爭到1945年，一百來年，是朝貢體系解體，中國作為弱勢后發國族奮求生存的階段?！熬葒▏蔽禐闀r代主題，救國必引致建國，建國需要建政，“立憲民主、人民共和”于是登場。有人說，“救國”從來都是一個偽命題，真是睜著眼睛說瞎話。小日本侵占了半個中國，難道是要將黃種人從白種人的鐵騎下解放出來？自由主義教條滑落至此，夫復何言。話題收回來，在此時段，中國是所謂世界體系的陌生人和受害者，同時逐步了解、適應乃至于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這一世界體系。二次大戰后中國蔚為“世界五強”，為此象征，也僅僅是象征。但是，只要一天存在“反帝反殖”，矢言“解放全人類”，就意味著并未屈服，也并不完全認同這一體系。人家先走一步，早已坐大，憑實力說話，沒辦法而已。
從1945年到2008年，算是又一個時段。其間，可以分為前后兩段。前一時段大約止于1980年代初期，角色類似于此前，后一時段逐步轉化為既有世界體系的接受者與適應者，進而，以列寧主義政體搭上國際資本順風車的二合一形態，成為現有世界體系的受益者。不過，搭便車搭到現在，做大做強，別人似乎警覺日甚，不安日深，提出的要求和制約之意便也就不再遮掩。當然，也無可奈何，雙方都無可奈何。
“2008”以后，是第三時段。隨著某種“中國之世界”時代的來臨，中國在一定程度上正以世界體系的塑造者角色進入大國博弈，話語權日益凸顯，隱伏的矛盾漸多。有關氣候變化的談判，就是適例。說是塑造者，不如說是“共同塑造者”。當今之世，早無一家獨斷獨行的可能性了，就連老美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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