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離誘惑
自蘇聯覆滅以來,相比其他國家,美國的力量優勢極為顯著,但隨之而來的卻是往往是自討苦吃的風險,譬如伊拉克那件事。不過美國經濟地位的下滑或許產生了一個有益的效果:迫使美國領導人更專注于本國大戰略的核心任務而非卷入亂七八糟的外圍沖突。的確,這已是奧巴馬總統外交政策背后的主導邏輯。如今的局勢是美國在軍事領域繼續保持領先,同時在經濟領域的主導地位削弱,不過,美國仍然會在以下四個層面上持續經受考驗。
首先是美國為謀求自身利益而霸凌或剝削盟友的誘惑。美國的盟友在許多地方依賴華盛頓,用他們的支持來回報美國——無論是贊成有爭議的美國政策,抵制美國所反對的行動,或者同意互惠交易中的不平等條款——似乎只有傻瓜才會放棄這些好處。(再回頭想想共和黨總統參選人川普,他一再聲稱美國在和外國人甚至包括核心盟友打交道時總一輸再輸,而他將恢復美國取勝的能力。)但當代國際秩序核心的基本契約卻是,如果這個國際秩序的成員撇開尋求相對軍事優勢,加入一張由制度網絡組成的密集之網,并同意遵守共同的游戲規則,那美國將不會利用其主導地位從盟友那里攫取不合適的回報。期待華盛頓從不運用這一影響力去追求更多利益或許是想多了,包括肯尼迪、里根、小布什以及奧巴馬在內的許多總統都在不同的時期做了這樣的事。但如果華盛頓過多地運用其強權獲取狹隘的自利收益,而非從總體上保護和改進這一體系,那么美國將會承擔真正的風險:其領導地位和既存秩序的合法性遭受侵蝕。
其次,當其他國家在世界舞臺上發揮日漸擴大的經濟影響力時,美國會越來越忍不住反應過度。這個語境下,其他國家指的就是中國。放眼德國、日本和前蘇聯等近現代絕大多數崛起的大國,其軍事實力都強于經濟實力。中國則不然,未來幾十年內,其軍事實力都無法趕超經濟實力。這也算好消息,國際秩序會在武力挑戰下很快變得不堪一擊。但這也意味著中國會一直利用經濟實力發起挑釁,應對起來則需要更明智的技巧。這些挑釁大多可能只會對現有的國際秩序造成輕微的影響,有利于提升中國的威望,但不會對現有的規則體系構成根本的威脅。華盛頓必須展現出風度和克制,意識到付出些許代價換取北京安于現有體制,總好過激怒北京對國際秩序的根基發起挑戰。
美國對亞投行的反應就是個反例。2013年,中國為了加強自身地位、投資亞洲基建,倡議成立亞投行。雖然貸款標準可能比預期缺少建設性,亞投行也不至于給亞洲帶來重大損失,更不會波及全球經濟結構。但美國卻上演了一場外交鬧劇,阻止盟友加入亞投行。盟友們一陣遲疑,還是迫不及待地入伙了。面對中國較具建設性的倡議和盟友們的積極參與,美國的斷然反對就像是一場毫無必要的零和游戲,最終在美國外交的難堪潰敗中落幕。(同時美國國會未能通過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的局面讓美國出了更大的洋相,美國的全球領導力在全球受到嚴重質疑。)
美國面臨的第三大誘惑是隨著國力的壯大所不可避免的:干預與其核心利益無關的地區(或者是擴大核心利益的定義,給自己更多干預的理由)。這種干預的欲望在超級大國角力時常常出現:冷戰時期美國陷入越南戰爭的泥沼,前蘇聯則困在阿富汗無法自拔。今天的美國雖然沒有勢均力敵的對手,卻仍然無法擺脫這種誘惑。奧巴馬對此一直很謹慎,把“別犯傻”(“Don’t do stupid stuff”)上升到了國家戰略信條的高度,卻因此招致不少批評。但考慮到犯傻會影響美國宏觀戰略及全球地位,奧巴馬的謹慎還是不無道理的。但這句話還是少了一句下文“盯緊目標別分心”(“Keep your eye on the ball”)。過去近七十年來,美國的核心目標一直是加強關鍵地區的穩定,維護全球經濟以及更廣泛的國際秩序。
華盛頓需要避免的另一大誘惑是在核心利益受到冒犯時,采取冒進的軍事回應。比如最近中國在周邊地區越來越咄咄逼人。當然,北京反介入-區域拒止的能力大大提高了美國在中國周邊部署飛機和水面艦艇(而非潛水艇)的成本和風險。但華盛頓應該如何應對北京崛起的地區軍事實力其實取決于其戰略目標的選擇。想重現90年代美國全球霸主地位時期的軍事行動自由會很困難,需要付諸的行動也會加劇未來沖突的風險。但華盛頓如果選擇一個更克制的目標,即加固地區同盟、營造良好的格局和經濟秩序,就能應對隨之而來的挑戰。
比如美國可以通過自己的區域拒止戰略遏制軍力增強的中國, 保護盟友。不像針對太平洋沖突備受討論的空海一體戰(譯者注:美國提出以海軍和空軍為主的戰略,高度信息化,目的是阻止一切敵對國家在亞太地區對盟友發動軍事侵略,并將戰爭局限在亞太地區內),這一戰略不會迅速升級為對中國大陸的打擊,其目的是在沖突期間限制中國在“第一島鏈”(包括日本局部地區、菲律賓及臺灣)的行動能力。若執行區域拒止戰略,美國及其盟友可以采取和中國驅逐美國水面艦艇和飛機時同樣的裝備組合——包括水雷和反艦導彈。這樣一來,美國也可以扭轉局勢,讓中國不得不在極具劣勢的領域競爭,尤其是水下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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