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錄》在坦桑尼亞和阿爾巴尼亞的影響得益于國家政權和中國的關系，但在絕大多數國家，它的影響是通過激進的社會運動實現的。在印度，《語錄》一度成為革命的圣經。由于印度是多語種的國家，由中國運來的《語錄》有英文、孟加拉文、泰米爾文、僧加羅文、馬來文和烏爾都文的版本。印度共產黨毛派領導人馬祖達1967年正式和黨主流派決裂，建立了自己的組織，在西孟加拉的那夏巴里發起暴力斗爭，他領導的印共因此被稱作那夏里特運動。馬祖達崇拜林彪。林彪發表于1965年的“人民戰爭勝利萬歲”一文在《語錄》之前就在他的派系中傳播，一定程度上他是通過林彪的闡釋來理解毛澤東思想的。
那夏里特運動對《語錄》的宣傳和使用幾乎和中國文革時一樣。馬祖達向每個新加入組織的成員贈送《語錄》，數人組成一個學習小組交流心得體會，要求他們朗讀、背誦和引述其內容，在此過程中融合來自知識分子、學生和農村平民之間的身份差距。那夏里特宣傳中把《語錄》幾乎神化，下農村發動群眾時總是以朗誦它開始；戰士們視《語錄》為武器，一刻不離身。有一篇報道說一個少年戰士回家對自己的母親宣傳《語錄》，連吃飯時間也在引述和背誦毛的教導。
到了70年代初，《語錄》的影響在那夏里特運動中突然衰落，原因除了馬祖達對它的狂熱信奉引起一些成員的反感，還和中國此時對個人崇拜的降溫有關。1970年，那夏里特運動的一個領導人秘密訪問北京，受到周恩來的接見。周明確告訴他們不要神化中國領導人，不要把毛澤東稱為他們的“毛主席”，印度革命要走自己的道路。此人回到印度后，中國方面的意見很快在黨內傳播開來，大大削弱了馬祖達的地位和影響。不久，林彪事件發生，不但動搖了很多成員對中國的信念，而且直接影響了以“再版前言”為引導的《語錄》在那夏里特運動中的地位。
在西方國家，由北京外文出版社發行的《語錄》最早1966年底就開始出現。在法國，到1967年一月，巴黎一地售出的法文版《語錄》已有四千冊。此后，以出版發行左翼和新左翼的政治和學術著作聞名的Editions Seuil出版社也出版了《語錄》的法文版。Editions Seuil批判西方資本主義的同時也批判蘇聯式的官僚社會主義，所以它既出版法農的《黑皮膚白面具》，也出版索爾任尼琴的《古拉格群島》。在西德，1967年時約有十萬冊《語錄》在流傳，共有三個版本。第一是中國官方北京外文出版社印刷的，外包紅色塑料封皮，主要是由極少數前往東柏林的西德學生從中國駐東德使館那里偷偷攜帶回來的。1967年夏秋，大量來自東德和西德的學生前往中國駐東德大使館，有時一天可達六、七十人，多半是要求得到《語錄》和其他有關文革的宣傳品。1968年初，東德當局在中國大使館周圍設警，禁止進入使館，此后北京版《語錄》在西德外傳的數量下降。第二個版本是法蘭克福一家名為Fischer的左翼出版社印刷的，由一個學習中文、喜歡毛澤東哲學思想和詩詞的德國學生翻譯，他對文革也充滿同情。第三是由一個叫Marienburg的出版社印刷的，書名改成《毛澤東語錄—七億人的必讀書》。但這個版本的《語錄》是西德右翼用于反宣傳的，出版社說發行這本書的目的是向讀者全面展示毛主義對于西方社會正統秩序的危害性，以引起西方人的警惕。在1967年，這本書也出版了兩萬冊。值得一提的是，對《語錄》的抵制在德國、法國和意大利都和極右翼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者的意識形態有聯系。他們視《語錄》的流行為新的“黃禍”，大聲疾呼要西方人警惕，表現了《語錄》在西方社會影響的復雜性。
總的來說，《語錄》在西方社會的傳播主要是通過深受新左派影響的學生運動和知識分子群體來實現的。從觀念上來看，《語錄》對當時這些群體中流行的主要政治訴求都有利用價值：反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秩序、反以蘇聯為代表的官僚社會主義、反西歐國家受蘇聯影響走議會道路的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反主流價值和傳統觀念、反正規校園教育、反正常的社會分工和階級差異，總之，一切基于習慣和建制的東西都在反對之列。值得注意的是，《語錄》中其實不乏強調領導、紀律、秩序和服從的內容，在中國，這些內容會在有引導的閱讀中得到灌輸。但是在西方，《語錄》無論是內容還是形式都和主流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對立，它向西方的傳輸本來就借助文革造反的氣氛，它在西方的讀者主要也是新左派，閱讀中不會有任何組織的引導，在這樣的情況下，《語錄》的精神很容易被認為只是鼓勵叛逆和對抗。在解釋《語錄》在西方世界流行時，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大眾傳播過程中，《語錄》的形式（語錄體的簡潔和多義性、小紅書的便攜性和其裝幀的象征意義）往往比具體內容（毛的思想）更重要，它們的政治象征性和文化標志性其實超過了內容的重要性。很多人攜帶和揮舞小紅書，其實有點像今天流行的行為藝術。還有研究者強調，60年代正是從美國發源的便于攜帶的“口袋書”在西方世界流行的時候，小巧玲瓏的《語錄》很難說不是搭乘了那個流行文化的快車。
西方左翼知識分子對《語錄》的推崇幫助了它在非西方世界的傳播。英國劍橋大學有一個著名女經濟學家喬安·羅賓遜（Joan Robinson 1903-1983），從1950到1970年代在西方經濟學界有很大影響，她的學生中包括獲得諾貝爾獎的阿瑪蒂亞·森和約瑟夫·斯蒂格里茲。羅賓遜是西方經濟學家中著名的左翼人士，在50和60年代數次訪問過中國和朝鮮，贊揚中國的經濟制度。在她關于中國的三本書中有一本題目就是《中國的文化大革命》（1969年）。她也稱贊金日成是救世主，他領導下的朝鮮創造了“經濟奇跡”。羅賓遜關心第三世界國家的發展問題，在60年代下半期和70年代上半期頻繁訪問印度，是印度最有影響的社會科學機構“發展研究中心”和德里大學的客座研究員。《小紅書的世界史》中關于印度的文章里介紹說，羅賓遜文革中訪問了中國之后就去了印度，據說她手里揮舞著《語錄》，用其中的字句回答批評性的問題。例如有人說：“難道你不認為馬克思主義很教條嗎？”她回答說：“毛主席說教條主義比狗屎還糟糕。”這段軼事無法查考，但她在當時對文革的贊美是學界周知的。《語錄》中并沒有這段話，但毛澤東在延安時期也確實說過教條主義是狗屎不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