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德”系統部署問題近期成為中韓關系的頭號議題。在該問題上，韓國政府曾宣稱“三無”：第一、美國沒有要求在韓國部署“薩德”系統；第二，雙方沒有磋商過“薩德”部署問題；第三，關于“薩德”部署問題沒有任何決定。令韓國政府尷尬的是，前美國國防部長萊昂·帕內塔3月初披露，早在擔任國防部長期間（2011年7月-2013年2月），他就開始磋商美國在韓國部署“薩德”系統的問題。

帕內塔可能沒有意識到該消息會觸動韓國的敏感神經，他也許只是在談及朝鮮半島局勢時隨口一說。采訪帕內塔的“美國之音”（VOA）記者也可能是無心插柳，無意用這一報道來“傷害”韓美關系，因為他并沒有把它作為新聞標題。不過，韓國的英文報紙“韓國時報”（The Korea Times）捕捉了這一點，寫了一篇深度新聞分析。為證實VOA的報道，該記者還采訪了韓國國防部發言人，并把他的回答也援引進去。

“如果帕內塔的話是真的，這就意味著（韓國）國防部早就與美方圍繞‘薩德’問題舉行了秘密會談。這也意味著國防部說謊。”《韓國時報》這樣敘述。

如果想一探韓國媒體環境、掂量韓國媒體的社會作用，該事件確實是一個有意思的窗口。

自1987年開始民主化進程之后，韓國一直追求政策的公開和開放。在這個過程中，媒體扮演了關鍵角色。目前的韓國媒體界矛盾重重，比如左右意識形態對立明顯，在如何對待朝鮮核危機等問題上看法迥異，在韓美同盟、韓中關系、韓日關系等問題上爭論不休，甚至一個民主社會的國家情報部門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干涉個人隱私，也成了最近的熱門話題。但是，總體而言，韓國媒體在社會轉型過程中的議程把控和社會動員等方面，一直保持著主導作用。

雖然韓國媒體處于意識形態多元的“戰國時代”，大報、小報、網絡媒體、傳統電視臺各執一詞，但是韓國社會已經達成共識：媒體不服務于政府，而服務于公民知情權。新聞報道尤其要獨立于政府，政府與媒體之間存在適度“緊張關系”，對社會發展有利。

在“薩德”問題上，韓國媒體工作者也很在意中國的意見，其報道大都參考并反映中方的立場和思路：中方認為美國在韓國部署“薩德”系統遠遠超出朝鮮半島實際防御需要，懷疑美國的真正目的是針對中國。一些韓國媒體直接邀請中國專家做采訪報道。對此，有些韓國人指責本國媒體太“不愛國”，報道時不考慮“國家利益”。當然，韓國媒體是不會被這類指責嚇到的，鑒于其獨立性，對客觀性與真實性的探索被視為理所當然，這也正是大家想要的理想狀態。

出于特色國情，中國很多媒體則凸顯其“愛國性”，報道口徑往往與官方完全一致。韓中媒體的這種區別，給新聞傳播學者帶來了有趣的問題：在涉及兩國關系的敏感問題時，韓國“掀家底”般的新聞敘述模式和中國“愛國”式的新聞敘述模式，各有怎樣的傳播效果？結果對哪個國家更加有利？

表面看來，這會帶給中國媒體“雙重”優勢：在“薩德”問題上，一方面，中國媒體傳達了中國官方的立場，另一方面，不少韓國媒體也反映了中方立場。這也引起一些韓國政府官員的擔心。

但情況并非如此簡單。衡量傳播效果要考慮一個重要維度——公信力。對媒體來說，如果失去了公信力，就失去了一切。中國的新聞傳播學者其實已經認識到這個問題：一邊倒的報道并不能帶來一邊倒的效益。如何在傳達官方宣傳的信息的同時獲得公信力，是一場動態博弈。

反映中方關于“薩德”問題立場的韓國媒體后來發現，中方的報道常常是一邊倒的，缺乏多樣性。甚至有韓國媒體工作者說道：“我采訪了三個中國大學的學者，他們說的話都一樣，就像接到了上面的指令，像是鸚鵡學舌。下次，我不再采訪那么多的中國學者了，找一個就行。”

當然，公信力問題不只是中國媒體才會面臨的問題，但如果這個問題在中國媒體界體現得十分嚴重，那就很可能損害中國的利益，包括國際形象和外交利益，具體到當下便是如此。

實際上，據我所知，韓美就“薩德”部署問題進行磋商時，韓中政府之間也保持了緊密的聯系和溝通，只不過中國媒體沒有報道而已。作為鄰國，韓中之間存在分歧與矛盾是正常的，但倘若兩國媒體在面對問題時不主動向各自的國民傳達這種分歧及其原因，不努力展示對方的視角和觀點，并促進分歧的解決，那么在這些議題進入公共議程時，可能矛盾就會繼續激化。

雖然韓中近兩年在經貿合作與文化交流上越來越密切，相互理解更加深厚，但兩國畢竟社會體制不同，各自媒體的社會性質和運作模式也不同，因此出現摩擦時，兩國媒體依然存在著不能及時跟進提供詳情、解讀、分析的現象。如何求同存異，促進兩國的溝通與理解，是值得兩國媒體工作者、新聞傳播學者、政府公共外交部門思考的問題。

文/李成賢 韓國世宗研究所常任研究委員 來源：英國《金融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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