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曾主張國共兩黨“劃江而治”,這被許多人認為是定論,而曾在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身邊擔任翻譯工作的師哲,卻對此“含糊其辭”,這段歷史謎案是另有隱情,還是一場中蘇高層間的誤會?

“有人說，斯大林讓我們搞‘南北朝’。這是沒有根據的說法。蘇聯人，包括斯大林，有幾個人懂得‘南北朝’這個詞？既然他們連這個詞都不懂，怎么會提出搞‘南北朝’呢？”讀過《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的讀者，對這番表述，可能極不以為然，甚至視為“差錯”，隨手翻過去。其實，在似乎閑筆中，可能藏有作者的深意。

與普通翻譯不同，師哲曾任中央書記處政治秘書室主任等要職，對高層決策背景了解深入，只是出于種種考慮，在信息披露時往往有所取舍，給后人解讀帶來困難（在這本名著中，類似情況頗多），而解放戰爭末期，斯大林是否主張過“劃江而治”、阻止解放軍南下，是個值得深入討論的話題。

“劃江而治”曾被認為是定論

在一般讀者眼中，斯大林曾力主“劃江而治”，似已成“定論”。一是1949年初斯大林特使米高揚曾秘訪西柏坡，二是毛澤東訪蘇，斯大林說“勝利者不受指責”，表示道歉。在《大決戰》等電影中，都明確認同此論。

此外，還有更多證據：如《黨史資料通訊》第52期披露，1949年3月25日，毛澤東在西柏坡說：“國際上有的朋友，對我們解放戰爭的勝利也半信半疑，勸阻我們就此止步，和蔣介石以長江為界，搞‘南北朝’。”

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說：“斯大林對中國作了一些錯事，解放戰爭時期先是不準革命，說是如果打內戰，中華民族有毀滅的危險。仗打起來，對我們半信半疑。仗打勝了，又懷疑我們是鐵托式的勝利。”

中國原駐蘇大使劉曉在《出使蘇聯八年》一書中也稱，1955年，周恩來曾說：“渡江前夕，米高揚從莫斯科來到西柏坡，他是代表斯大林來的，主要是了解中國革命形勢和聽取我方意見。當時軍事、政治形勢都很好，我們準備南下過長江，解放全中國。蘇聯對此有看法，要求我們停止內戰，實際上搞‘南北朝’，兩個中國。”

1979年1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王方名的《要實事求是，獨立思考——回憶毛主席一九五七年的一次親切談話》，文中說：“后來我（指毛澤東）會見了阻止我們過長江的人，他的第一句話就說：‘勝利者是不應該受責備的’。”

1984年11月3日，楊尚昆在接受美國作家索爾茲伯里采訪時表示：“米高揚曾經轉達斯大林的警告，勸阻解放大軍過江。”向青先生的《關于斯大林勸阻解放大軍過江之我見》一文可為佐證。

楊尚昆未參加西柏坡會談，而師哲是那次會談的翻譯者。沒絕對把握，相信他不敢也不會翻這個案。

在《師哲回憶錄》首版兩年多后的1994年，俄羅斯《近代和現代歷史》雜志刊發了《1949年1月斯大林與毛澤東的函電往來》一文，為師哲的觀點提供了有力支持。

毛澤東為斯大林擬復照

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三大戰役”消滅了國民黨主力，此前因李宗仁競選副總統成功，為避免桂系把持中樞，蔣介石免去白崇禧國防部長之職，將他從南京擠到武漢，去當華中剿總總司令，并任劉峙為華東剿總總司令，以分其權。可隨著劉峙的主力覆滅，擁兵40萬的白崇禧成了“擎天一柱”，這是逼蔣下臺的資本。

美國總統特使、經濟合作總署署長保羅·霍夫曼、蔣介石和李宗仁在晚餐招待會上。

蔣介石走投無路，1月8日，命吳鐵城（時任行政院副院長兼外交部部長）照會美、蘇、英、法四國，希望促成國共和談。

1月10日，斯大林給毛澤東去電，通報相關信息，并稱：“我們想這樣答復：蘇聯政府過去和現在都主張停戰和在中國建立和平，但是在它同意進行調解之前，它想知道，另一方中共是否同意接受蘇聯的調解??請告知，您是否同意。如果您不同意，請告更合適的答復。”斯大林建議中共提出“不需要任何外國調解人參加，特別是動用軍隊幫助國民黨政府打內戰的國家（指美國）”等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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