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以外，央行貨幣政策司司長李波也曾提到，對待資本外流引發危機的擔憂，可以對短期資本流動和外債進行宏觀審慎管理；比如對短期投機性資本管理包括托賓稅、資本增值稅、無息準備金、印花稅。對待外債，可以有外匯頭寸限制、期限管理、風險比例管理和信息披露等措施。甚至，在應急情況下臨時性外匯管制措施。這些管理都是IMF所認可的。

從這個角度而言，筆者認為，近一年來，美聯儲加息導致資本流出加大，進而恐慌情緒蔓延，央行出手穩定匯率，甚至是采取部分資本管制措施屬于特殊時刻的臨時管制，體現了政策的靈活性，并非人民幣國際化的倒退。而從效果來看，正如筆者在文章《匯改一周年的得與失》中所提，盡管匯改時機并非有利，穩定匯率手段從短期來看也有所損失，但從長期來看，有助于穩定信心，并有助于日后改革的推進。

在這一點上，國際上的態度也是正面的。在今年中國引領的G20杭州峰上就建設有效的全球經濟金融治理架構，繼續改善關于資本流動的分析、監測和對資本流動過度波動帶來風險的管理達成一致；同時,IMF對今年10月1日人民幣正式加入?SDR籃子表示歡迎，均說明國際社會對于中國防范金融風險舉措的認可。

因此，筆者認為當前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遭遇的挑戰不應該使中國的金融市場開放倒退，相反，在人民幣順利入籃后，應該克服人民幣匯率波動的恐慌情緒，把握時機，擴大人民幣匯率浮動區間，大力推動國內的市場化改革與金融市場開放，比如加速中美投資協定以及開放國內債券市場。同時確保經濟基本面的穩定、防范房地產泡沫，以及加速推動國企改革。只有這樣，才能?使人民幣成功加入SDR不致陷入騎虎難下的局面，反而是龍門一躍，成為中國融入甚至引領國際金融體系的推進器。

文/沈建光 來源：英國《金融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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