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自古以來，安于現狀、不求進取的軍隊，均在戰爭中遭到慘敗，而正確面對未來的國防改革是取得戰爭勝利的第一步，也是保障國家安全的必要條件。韓軍認為，隨著信息時代的到來，更加復雜的多元化威脅不斷擴散，戰爭方式也發展為信息戰和常規戰、正規戰和非正規戰、軍事作戰和政治心理戰等多種樣式共存的混合戰爭。因此，韓軍的合同作戰、協同作戰及聯合作戰能力決定了戰爭的勝負。

韓軍為了適應冷戰結束后不斷變化的周邊安全環境，相繼制定了“8·18計劃”和2005年發布的“國防改革2020”等，以期推動聯合作戰向著更新更高的階段加速發展。但是，2010年的“天安艦事件”和“延坪島炮擊事件”暴露出了韓軍指揮體系長期積累的效率低下、缺陷嚴重及各軍兵種利已主義等內在的局限性和矛盾。為了解決這些問題，韓國國防部于2011年5月提出了旨在改編上層指揮結構和加強諸軍兵種合同作戰能力的“國防改革基本計劃2011－2030”。韓軍希望通過改革，重新建立起新的指揮體系，以提高軍事作戰的迅速性、高效性及協同性。但“國防改革基本計劃2011－2030”一開始便遭到了軍內外的強烈抵制，相關法案在國會反復討論，直至第18屆國會閉幕也未能通過審議。特別是在上層指揮結構改編案問題上，現役和預備役、陸軍和海、空軍等方面立場和觀點嚴重對立。在吸取2011年一次遞交了五項國防改革相關法案，因內容過多未能通過國會審議的經驗教訓后，韓國國防部決定在2012年8月20日僅向國會提交《國軍組織法》修訂案一項議案，29日，韓國防部將《國防改革基本計劃(2012-2030)》上報李明博總統，繼續積極推進韓國的國防改革。

韓國國防改革的動因

2010年3月26日發生的“天安艦事件”及后來的“延坪島炮擊事件”，充分暴露出韓國從國家危機管理到軍事對應態勢等諸多方面存在的突出問題。可以說“天安艦事件”和“延坪島事件”是催促韓國痛下決心進行國防改革的“觸發器”。自兩個事件爆發后，韓國朝野震動，韓軍內部重新修訂國防改革計劃的呼聲日益高漲。韓軍經過深刻反思認為，韓國國家安保態勢存在如下實質性問題：

第一、朝鮮的“南侵戰略”已從全面戰爭轉為奇襲式局部挑釁活動。但是，韓國的軍事力量建設卻一直圍繞對應全面戰爭進行，因而缺乏對朝鮮奇襲式非對稱攻擊的有效應方法。

第二、在“天安艦事件”發生的最初一段時間里，軍隊高層和指揮體系未能有效運作。

第三、韓軍因軍政/軍令二元化體制，使得整個指揮體系低效無序。由于指揮體系的雙重性，使得現場指揮官很難下定決心快速處置突發狀況。

第四、在“天安艦事件”中，也充分暴露出各軍兵種嚴重的利已主義思想，這是韓軍體制結構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另一方面，計劃于2015年12月1日移交戰時作戰指揮權后，韓美共同防衛體系，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韓國防衛的韓國化”。也就是說，平時的戰爭遏制，戰時的防御，這些主要軍事任務由韓軍來主導。為此，韓軍也需進行適合性改革，以適合未來的“韓國防衛的韓國化”。

改編指揮結構，加強三軍聯合

2011年5月25日，韓國政府對國家安保態勢進行全面檢查后，重新篩選了改革課題，對《國防改革2020》進行了修訂與完善的基礎上，制訂出“國防改革基本計劃2011－2030”，并將相關法案修訂案遞交了國會。“國防改革基本計劃2011－2030”的主要內容包括加強三軍聯合、確保積極遏制能力、提高國防運轉的效率性等方面。其中重點是上層指揮結構改編和加強三軍聯合。

其中，上層指揮結構改編的目的在于建立起統一、高效、權威的指揮體系，解決軍政/軍令二元化體制中存在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以大幅提高作戰效能，實現軍政/軍令一元化。韓軍認為，韓軍現行體制存在的主要問題有：一是各軍參謀總長無作戰指揮權，導致各軍種作戰缺乏專業性；二是“養兵”和“用兵”職能分離，導致部隊編成、裝備部署、訓練等未能與作戰直接聯系起來；三是各軍種本部和作戰司令部的部分職能重疊、交叉，導致上層組織機構指揮效率低下；四是由于雙重指揮關系，導致作戰部隊作戰效能偏低。在改革計劃中強調，為有效應對戰時作戰指揮權移交，應重新改編上層指揮結構，使軍隊指揮體系轉換為以“作戰任務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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