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外交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對外戰略溝通，既有關于中國和平意圖的對外信號表達，也有在領土、政治經濟爭端中的信息傳遞。2018年以來，中美經貿摩擦在特朗普政府的挑動下不斷升級，中美為此展開了七次戰略溝通與協商。戰略溝通包括信息的有效與正確傳遞，意圖的準確表達和領會，以及談判或戰略互動中的戰略決心信號表達等。影響戰略溝通效果的因素有很多，包括國家實力、國內政治、領導人的智慧和外交藝術等等。作為中國外交的特色，中國文化心理的特質有助于推動對外關系的進展，與此同時，它也可能對于戰略溝通效果產生負面影響。

其一，在爭端領域，將爭議問題擱置，形成似乎雙方都默認的共識。比如，中印領土爭端初期時，特意避免提及領土的分歧；中日建交過程中，避談釣魚島等爭端；南海問題初期擱置爭議。這種戰略考慮的理由包括重視大局觀，即當時最為重要的大局是建立外交關系，雙邊關系的和諧與穩定；也有理性的考慮，即當時尚未出現成熟解決的條件，對于邊界等問題的不熟悉，也缺乏相關實力基礎。這種擱置的思維，來源于中國文化為了和諧掩蓋分歧和問題的做法，同時也是由于能力和實力不足，但導致了后續的矛盾和斗爭爆發。

其二，在處理雙邊問題以及危機管控時，重在問題定性，而不是技術細節。一方面，在處理對美關系時，特別看重雙邊關系中的性質定位，比如中美伙伴關系、新型大國關系的定位，一直試圖讓美方接受中國的定位提議，而不是優先考慮雙方合作的具體原則、規范。另方面，在處理危機管控時，中國重視對于美國戰略行為性質的判定，比如根據葛曉偉（Peter Gries）的研究，2001年的南海撞機事件，中國譴責美國的偵查行為，是對中國主權的侵犯，對中國利益的侵害。美方則強調技術和細節解釋，即因為中方飛行員的“干擾追蹤”和“挑釁”等導致撞機事件。

其三，在打開外交僵局時借重私人關系的做法。比如，在中美解凍時期，中國為了向美國表達解凍與合作的信息，邀請“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斯諾夫婦訪華，并進行系列的有意的活動安排，試圖讓美方理解中國的信息。又如，在與特朗普接觸時，試圖通過其家里人入手，從家庭身邊的成員發展關系，建立較為便捷的私人渠道。再如，對于領導人的首腦外交期待很高，想通過領導人的雙邊交往，解決雙邊關系發展中的核心利益矛盾，將中國的合作意圖以及雙邊關系的重要性、合作與穩定的重要性告知對方，對雙邊關系起到穩定與關鍵性的導航作用。

中國外交在戰略溝通過程中體現出上述中國文化心理特點，這些特點發揮了積極作用，比如短期內促進了雙方合作，建立外交關系、維護大局，為中國的和平發展奠定了良好外部環境，但在一些情境中，雙方的理解和預期有較大差異，加上現實戰略競爭與利益沖突加劇，溝通效果則受到一定限制。比如擱置與“隱形的”共識，雖然顧全了大局，短時期內促進了雙方關系發展，但隨后不久其負面效果顯現，比如對方單方面突破現狀，對方心理上也反感，中印、中日和南海爭端均有表現。而且，特定時期也會形成一些錯誤的預期，比如對于領導人首腦外交作用的高估，對于擱置負面作用的估計不足，對于負面雙邊關系定位的過度消極悲觀等。

總之，文化心理的特點會影響到中國外交中的戰略溝通的問題診斷、手段與方法的選擇，以及最后的溝通效果。有效總結自身的思維方式的經驗，同時跳出“自我中心主義”的禁錮，多從對方認知的角度，有助于化解文化心理差異所帶來的負面效應，促進中國對外戰略溝通取得更好的效果，亦即澄清意圖，防止誤判，加深理解，促進共識，形成合作。

文/尹繼武 來源：英國《金融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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