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熱播的諜戰劇帶有濃厚的文學虛構色彩，脫離常識和歷史。真實諜戰并非如文藝作品描述的那么神奇，敵人也不似劇中那么愚笨，情報工作能順利開展離不開通過統戰工作獲得“合法組織活動”。
1949年4月，國民黨中央黨部的紅色臥底沈安娜接獲黨的通知，不必再追隨國民黨南下，可回到解放區。沈安娜自此安全結束14年的潛伏生涯。國共內戰中，大凡蔣介石主持的黨政軍重要會議，作為速記員的沈安娜都將情報通過丈夫華明之及時傳遞給共產黨，她被稱作“按住蔣介石脈搏的人”。
與沈安娜齊名的，是胡宗南的機要秘書熊向暉。熊向暉是周恩來安排在國民黨核心地帶最著名的“閑棋冷子”，他與陳忠經、申健構成一個情報小組，此三人被譽為共產黨情報界的“后三杰”。
紅色特工的傳奇外加諜報工作的神秘性，使其成為文藝作品青睞的創作源泉。曾經紅遍全國的《潛伏》，近期熱播的電視劇《北平無戰事》，一次次將當年“驚心動魄”的國共諜戰推到大眾面前。
其實近年熱播的諜戰劇帶有濃厚的文學虛構色彩，脫離常識和歷史。有些文藝作品過度突出個人的英勇、機智、頑強，展示敵人的“遲鈍、腐朽、愚蠢”；卻背離了歷史事實，抹殺了共產國際在全球的偉大布局，湮沒了周恩來、董必武等領導人的統戰之功，忽視了很多關鍵性的歷史背景。
真實的諜戰并非如文藝作品描述的那么神奇，敵人也不似劇中那么愚笨。除了屈指可數的知名間諜，多數諜報人員從事著非常乏味的工作。多數情況下，一份由臥底帶來的情報不一定能被采納，它只是提供了部分真假不一的信息，尚要跟通過其他手段獲取的情報進行綜合比較，方能做出判斷。
抗戰前紅色諜戰全面遇挫
雖然國民黨在強化組織建設上學習了諸多蘇聯經驗，但它比共產黨晚一步建立諜報組織。從北伐到定都南京初期，國民黨政府并無諜報機構，秘密活動依靠幫會，如“四·一二”事件里讓青幫解決共產黨的武裝工人糾察隊。
此后寧漢分裂，共產黨中央機關從上海遷到武漢，即從蔣介石的勢力范圍來到汪精衛的地盤。1927年5月，共產黨中央軍委特務工作處成立，負責中央的安全保衛工作。這是國共兩大陣營里最早的諜報機關。
得益于沒有像樣的對手，還因軍閥割據、國民黨分裂造成的混亂秩序，特務工作處初期取得了不錯的成效。顧順章是特務工作處的負責人，早在籌建階段，他和陳賡、陸留被派遣去蘇聯學習特工技術。
汪精衛很快發動了“七·一五”反共事件，隨后寧漢合流。共產黨中央機關無法在武漢立足，只好轉移到上海租界。特務工作處在10月改組為規模大于往昔的特別行動科，即大名鼎鼎的“特科”，周恩來任負責人。
1928年2月，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設立黨務調查科，由陳立夫負責。國共間初期的諜戰較量主要在這兩個組織間進行，初期國民黨無優勢。1930年初，電機工程專業背景的徐恩曾被從通信建設領域調到完全陌生的諜戰領域，任調查科科長。徐恩曾獲得了陸軍軍官學校的60名優秀畢業生，南京政府僅僅在人力資源上就呈現優勢。
“共產黨的地下組織，封閉的很嚴密，在我擔任這個工作最初一年之間，從各方面摸索，始終找不到門徑。直到年度終了，忽然來了一個機會，使我能從此敲開了共產黨地下組織的大門。”徐恩曾和他的團隊都是新手，一切從零開始，他在回憶錄里感嘆初期工作的困難。這個從天而降的良機，即顧順章事件。1931年4月，叛變的共產黨漢口市委書記尤崇新，在武漢指認了裝扮成魔術師的顧順章，興奮不已的徐恩曾執意要爭取顧順章，未幾便遂愿。
顧順章指出徐恩曾的機要秘書錢壯飛是地下黨，但錢壯飛已向黨中央發電報通報顧順章被捕并變節，隨后悄然跑路。上海的共產黨中央機關及其他要害部門在第一時間迅速轉移，國民黨未抓到一個高級干部。“要不是錢壯飛同志，我們這些人都會死在國民黨反動派手里。”周恩來高度評價錢壯飛一份電報挽救中央的功績。
顧順章還是發揮了無可替代的作用。他一邊教授在蘇聯所學知識和多年的實操經驗，一邊介紹共產黨特科的行為習慣和組織架構，使國民黨特務開始透徹了解共產黨的地下工作。顧順章的系列講義被編成《特務叢書》，他寫成的《特務工作的理論和實際》、《中國共產黨的特務工作》等書成為國民黨的教材。身居黨內要害地位的顧順章知道組織上太多的秘密，這為國民黨人打開了諜戰突破口。
“各地共產黨的指揮機構中，更不少是他的舊部。他好像一部活動的字典，我們每逢發生疑難之處，只要請助于他，無不迎刃而解。本來是無法判罪或情節輕微的案件，經過他指證之后，立刻可以定案或重要性突然增加了。同時，從這些破案中，又獲得了向上追溯的機會，于是又擴大再破獲。這樣一次又一次地連續破獲，使共產黨在全國各地的地下組織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大打擊，受創嚴重的地區，竟至無法恢復組織。”徐恩曾夸耀顧順章帶來的好處。
國民黨開始“清黨”后，除了在黨政軍機構里排斥共產黨員，主要以警察和特務機關來從事反共工作。最要命的是共產黨喪失了“合法地位”，公開的工作全盤停頓，秘密工作失去“公開合法”的保護后，等于“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國民黨解決了黨內權力繼承問題后，能騰出更多精力來對付共產黨，使得黨組織的生存日益艱難。
從1930年到1933年，國民黨方面連續破獲南京、上海、杭州、蘇州、天津、北平、漢口等大城市的共產黨地下組織。共產黨中央總部、共產國際機構、全國總工會、全國海員總工會、全國互濟總會、世界反帝大同盟中國支部等組織接連被毀。諜戰激烈時刻，共產黨從江西蘇區調來大批人員補充損失，但無濟于事，多數補充者被捕后叛變。徐恩曾一方則不斷錄用叛變的共產黨員，讓他們編寫教材、任教員；一方面讓暗中變節的共產黨員繼續留在共產黨組織內，使國民黨全面滲透共產黨地下組織。
處境危急的共產黨中央領導機關，在上海難以開展有效行動，遂于1933年1月移至蘇區瑞金，這是共產黨諜戰暫時落敗的標志。共產黨翌年更是損失慘重：1934年3月，江蘇省委遭連續破壞；6月，災后重建的江蘇省委被毀滅；9月，負責懲治叛徒、暗殺國民黨特務的中央特科行動科（紅隊）35人全部被捕，其中有7人是國民黨臥底，首領鄺惠安被判絞刑；11月，共產黨北方軍委、河北省委、北平市委的180多人被捕。用劉少奇當年的話講，白區組織損失了接近100%。
據大陸官方說法，從大革命高潮到1927年11月，黨員數量從近6萬人急速減至1萬余人。國民黨“清黨”讓共產黨元氣大傷，當共產黨立即開展武裝斗爭，建立紅色政權后，黨員人數一路上升，1934年達到抗戰前的最高峰30萬人。因1934年在軍事上的失敗，紅軍放棄中央蘇區開始長征，又意味著在農村的組織八成遭到毀滅，黨員人數隨后逐漸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