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大型政治體的內在邏輯——“帝國”與世界秩序
［導讀］“帝國”是對人類歷史影響深刻的一種政治體制。以往歷史學家的“帝國”研究，或出于爭霸動因，或出于對光輝歷史的緬懷，或出于對專制體制和殖民統治的反思。20世紀末以來，隨著全球化的推進和“民族-國家”(Nation State)在全球化中遭遇治理困境，歐美學界興起了新的、與以往截然不同的“帝國研究”(Empire Studies)，試圖將討論重心從民族國家轉向新的超大型政治共同體，并以此奠定新的跨區域、多元性治理與國際秩序新格局的理論基礎。本文作者接續這一研究轉向，但更強調超越主權國家視野的限制，思考超大型政治共同體未來發展的可能性。作者深刻剖析了人類歷史上帝國形態的三次巨變，指出傳統的“帝國”概念與“民族-國家”均不足以描述中國國家形態的復雜性，甚至可能遮蔽我們對人類政治形態多樣性的理解，以及對人類發展的想象空間。我們的理論研究迫切需要從歷史與現實出發，發展出具有主體性的研究視角，以此定位中國自身發展的方向。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發，供諸君參考。
當前政治思想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主流話語中關于主權國家理論的“表達”與普遍的帝國政治“實踐”之間的巨大鴻溝。這種理論與實踐之間的鴻溝迫使我們反思“民族國家”的概念體系，從而提出用“帝國”這個概念來重新理解人類歷史與現實政治生活。
不同于傳統意識形態話語中的“帝國”概念，本文所說的“帝國”乃是一種描述性的社會科學概念，用來描述一種普遍存在于歷史中的超大型政治實體，它既是一種包含內在復雜多樣性的穩定秩序，也是一種追求普遍主義（universalism）的哲學思想和政治努力，即不斷將自身形態普遍化到更廣闊的時空之中。
在這個意義上，“帝國”包含了人類處理普遍主義與特殊多樣性的歷史技藝，也是推動人類歷史發展變化的動力。正是建構帝國的努力和帝國之間的競爭推動了人類從散居各地的地方性文明邁向今天全球化背景下的全球文明。人類歷史既是一部帝國爭霸史，也是一部帝國形態的演變史。當前，人類歷史正處在“世界帝國”（the Empire of the World）發展和演變的重要歷史時刻。唯有從帝國的視角出發，理解帝國在歷史演變中形成的不同形態，我們才能超越主權國家這一意識形態，理解今天中國在世界帝國的歷史演進中所扮演的角色，并為中國未來的發展指明方向。
主權“話語”與帝國“實踐”的悖論
主權理論是現代政治理論的核心。在西方政治思想譜系中，從文藝復興到宗教改革，從科學革命到啟蒙運動，西方現代思想史的每一次思想運動都在推動現代主權國家理論的形成和完善，而圍繞主權國家建構形成的社會科學體系至今仍支配著我們的學科知識分類。中國知識界自晚清以來也經歷了一次全面而徹底的思想轉變，開始以近現代西方政治思想來建構和想象世界的政治秩序。這個世界秩序的理想圖景就是所有“文明國家”都作為主權國家平等地參與到國際秩序的建構中，即所謂的“威斯特法利亞體系”。從一戰時期的“國聯”到二戰時期的“聯合國”往往被看作是這種國際體系的典范。
正是在“主權國家所構建的國際體系”這一觀念框架中，我們思考政治秩序不免會習慣性地以主權國家與國際社會、“國內”與“外國”這兩個概念作為全部問題的出發點，并由此形成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的政治思潮。
威斯特伐利亞條約奠定了國際關系中的國家主權、國家領土與國家獨立等原則
然而，從實事求是的角度看，這種存在于概念中、書本上的國際秩序乃是現實生活真實的國際秩序嗎？國際秩序是由平等主權國家建構起來的嗎？如果我們回到真實的國際政治實踐中，法律意義上的近200個主權國家，在實踐中有幾個真正擁有完整的主權呢？有多少國家的主權發揮著“帝國”式的強大影響力，又有多少國家不過是這些帝國的“藩屬國”甚至“帝國邊疆”或“行省”呢？
在法律規范以及不少人的觀念中，全球秩序是以主權國家之間的國際法來維持的，然而在現實政治中，全球秩序卻始終是按照帝國的邏輯運行的。有些國家（如德國、日本）甚至在法律意義上都未被塑造為主權完整的國家，其憲法確立的不是國家主權至上，而是國際和平和國際法原則至上。這種法律規范上的“半主權國家”的根源，在于德國和日本是帝國爭霸戰爭中的戰敗國。而有些國家雖然在法律規范上擁有完整、獨立的主權，但其現實中的主權已經被組織到更大的帝國體系中，而這些超國家主權的帝國體系甚至是通過國際法來建構的，比如“英聯邦”、“北約”、“歐盟”。有些國家雖然也是主權國家，但卻可以將其國內法凌駕于國際法之上，或者將其國內法延伸到其他主權國家內，甚至變為國際法，比如美國的海外反腐、“長臂管轄”以及經濟制裁等，更不用說其公然宣揚并操縱的“顏色革命”。事實上，我們在國際關系領域中討論諸如“霸權主義”、“第三世界”、“南北問題”、“世界多極化”、“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等概念時，都是圍繞帝國問題展開的。
“北約”可以視為一個超國家主權的帝國體系
從這個角度看，人類歷史無疑是一部帝國爭霸史，是一部帝國之間不斷競爭、推動帝國形態從區域性帝國逐漸轉向全球性帝國，然后再由全球帝國之間的爭霸進而推動建構“單一世界帝國”（the single empire of the world）的歷史。今天的全球化既是帝國競爭的產物，又是帝國的一種特殊形態。縱觀整個人類歷史，帝國始終是人類政治活動的常規主體，而主權國家只是近代以來的新生事物。而且，主權國家的政治活動往往是以帝國秩序為擔保的，可以說主權國家秩序乃是一種特殊的帝國形態；離開了對帝國競爭與建構新型帝國秩序的思考，我們甚至連主權國家這個概念都無法理解。因此，我們必須從帝國的視角來重新梳理歷史，從帝國秩序建構的角度來重新思考主權國家的建構。
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區域性文明帝國的形成
帝國首先是一種涵蓋普天之下的普遍主義思想觀念，其次也是一種追求天下大同的政治實踐。這種觀念與實踐之間向來包含著巨大的內在張力：帝國觀念是普遍主義的，但帝國實踐往往局限在特定時空。正是這種張力推動著帝國的興衰更迭。
人類文明的源頭散布在地球上各個適合于早期人類生存的地理環境中。高寒地帶不適合人類生存，而熱帶太容易生存也就喪失了推動文明發展的動力，恰恰是溫帶地區迫使人類只有通過不斷勞動和發明創造才能維持生存。因此，人類文明普遍發軔于地球上廣闊的溫帶地區。這些文明不斷發展，以至于越出自然地理邊界，就形成文明之間的交流和學習、挑戰和應戰、發展和滅亡。人類文明的發展歷程就是這樣不斷從小的地方性共同體向更大的共同體演進的過程。這個過程既是一個不同文明之間不斷學習、融合的過程中，也是文明之間沖突征戰、挑戰與應戰中不斷合并的過程。
在文明的歷史演化中，如果我們可以將“同質性的國家”與“多元一體的帝國”看成是政治秩序的兩種理想類型，那么人類歷史就是“國家”與“帝國”之間不斷辯證運動的過程，即同質性的國家之間通過軍事征服結合為多元一體的帝國，而帝國經過漫長的同化整合過程又將多元的帝國秩序壓縮為一種同質性的國家秩序，然后再邁向新的帝國征途。因此，國家與帝國的區分在現實政治生活中始終是相對的、動態的和連續的。在這個意義上，帝國不僅作為一個名詞來描述現實中的多元狀態，又始終作為一個動詞來描述“合眾為一”、構筑“一體”的動態過程。
從“帝國”角度看，人類文明史的第一個階段，就是地球上各個文明不斷在國家與帝國這兩種政治形態的辯證運動中演進，并最終整合而形成具有穩定地理邊疆的區域性帝國的過程。正是這種地理上廣闊、相對完整和穩定的帝國滋生出一種普遍主義的帝國意識。所謂人類歷史的“軸心時代”，正是以這種帝國意識為標志：帝國不再是簡單的軍事征服和政治建構，而成為一種普遍主義的文明秩序。我們可以把這種具有相對穩定的地理空間與相對連續的文明特質的帝國形態稱之為“區域性文明帝國”。
以中國為例，早期文明在中華大地上呈現出“滿天星斗”的狀態，經過不斷整合形成了早期局部性部落或部落聯盟，或可稱之為局部帝國。這些不穩定的局部帝國在不斷競爭中最終形成后來夏商周這些以中原和九州為穩定地理空間的區域性帝國，而夏商周的帝國建構只有經過孔子的思想對其進行普遍主義的哲學表達后，才形成持續穩定的政教文明體系。以至于后來秦漢、隋唐和明清的每一次帝國重建，都是在已有基礎上進行的文明更新。
地緣政治學家麥金德敏銳地意識到區域性文明帝國的地理與文明基礎。他從全球地理空間角度把整個歐亞大陸分成了以草原游牧為特征的樞紐心臟地區和以河流、平原和農業為特征的邊緣地區。樞紐心臟地帶以落后的游牧生活方式為主要的文明形態，邊緣地區則被地理環境分割為四個相對高級的、以農業和商業為主要生活方式的文明區域：儒教中華文明區域、印度教南亞文明區域、伊斯蘭教阿拉伯文明區域與基督教歐洲文明區域。我們可以將歐亞大陸的這五個區域看作是五個相對穩定的區域性文明帝國。這些帝國是依靠地理環境的自然要素和哲學/神學之類的精神要素整合在一起的。在漫長的歷史中，雖然具體的帝國王朝不斷興衰更替，但五個區域性文明帝國的格局基本上保持穩定不變。直至幾千年之后的今天，這五大區域性文明帝國依然保持著相對穩定的空間地理和文明形態，這足以看出區域性文明帝國固有的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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