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戈爾·蓋達爾（Yegor Gaidar）在1992年擔任俄羅斯聯邦代總理時沒有留下任何正面名聲，但他有一句歷久彌新的妙語：“在國際油價分別是每桶20美元和80美元時，治理俄羅斯根本就是兩份工作。”蓋達爾天不假年，來不及看到普京第三度就任俄羅斯總統；倘若他活到今天，只怕會懷疑自己碰上了“鬼打墻”——1960-70年代以高油價為基礎的蘇聯強勢外交，時隔四十余年于俄羅斯再度高調登場，就連美國人的反應都很類似：憂心忡忡，驚呼大事不妙。

自1965年西西伯利亞薩莫特洛爾油田（Samotlor Field）發現以來，能源作為蘇聯-俄羅斯經濟支柱的局面就已得到奠定。勃烈日涅夫出于冷戰需求，急欲將這項意外之喜轉化為現實權勢，是故早在1970年代，蘇聯就形成了早熟而粗放的“能源帝國主義”模式：對旨在增加單位面積石油-天然氣產量以及生產下游制品的部門不做過多投資，集中人力物力開發新油氣田，以數量之巨大沖抵生產效率的低下，并把大部分產能輸出到國際市場套取外匯。1974-80年世界油價居高不下的階段，蘇聯甚至靠油氣出口盈余完全解決了農產品進口問題。也是在這一階段，對東歐經互會國家乃至高加索-中亞加盟共和國的“管線政治”開始布局，目的是形成經濟依賴，強化這些地區對莫斯科的向心力。

時過境遷，21世紀初的俄羅斯雖已擺脫1990年代經濟崩潰、政治分裂的困境，但遠未恢復到勃烈日涅夫時代四面出擊的狀態。不過“能源帝國主義”卻在強人總統普京領導下復活了：俄國人已經學會利用國際油價長期高企的機會，重新布局其“管線政治”，在能源需求急劇增長的新興國家之間待價而沽；莫斯科還以能源兼充胡蘿卜和大棒，殫精竭慮在原蘇聯西部加盟共和國重建影響力。這一系列動作帶來了相當矛盾的后果：一方面，俄羅斯的國際形象和自我定位多少顯出了“紅色帝國”的返景復照，普京在國內的號召力也居高不下；另一方面，以近期的烏克蘭抗議事件為代表，莫斯科的強勢外交遠未所向披靡，反而開始遭遇越來越多的抵制。最大的問題在于，普京似乎從未想過如何在油價每桶20美元時治理俄羅斯——這恰好是1980年代初蘇聯經濟急劇走低的原因——也未想過為他的強勢外交尋求能源以外的支柱。這使得高調的普氏外交多少顯得有些外強中干：它完全沒有任何冗余度。

地理：帝國式外交的孤魂

馬漢和麥金德都曾試圖為歷史上的俄羅斯擴張主義尋求心理和環境依據，他們注意到了北部高緯度地區的凍土帶：由于半年封凍、半年形同沼澤，這一區域顯然不適于長期定居。凍土帶往南是波羅的海向東延伸到太平洋的廣大針葉林，也是早期俄羅斯人的棲息地；再往南則是起于東歐、經高加索和中亞向東伸展的草原，沃野千里但無險可守。經歷過13世紀蒙古人入侵的夢魘，俄羅斯人開始形成這樣一種意識：只有盡可能向前推進，才能逆轉缺乏地理屏障的局面；若能直抵大海，便可獲得最終的安全。是故從伊凡雷帝開始，俄國便開啟了并吞歐亞大陸腹地、朝黑海-地中海和印度洋全面推進的征程，最終形成了獨特的楔形版圖——楔子尖端插入中亞，兩翼分攬黑海與日本海。

蘇聯解體摧毀了這個巨大楔形的西方一翼，并使俄羅斯一度處在“北約”東擴的壓力之下。但就像1919年的凡爾賽和約無法阻止德國作為經濟和人口大國重新崛起，冷戰后獨立的高加索國家及其背后的歐盟本質上僅是中等強國（Middle Powers），它們永遠無法徹底抵消掉俄羅斯依托領土縱深形成的優勢。而莫斯科卻對高加索的政治歸屬格外上心：這個面積約44萬平方公里、擁有3000萬人口和豐富油氣資源的板塊是歐亞大陸中心最重要的連接點，大小高加索山脈將其劃分成北高加索和南高加索兩大板塊，前者插入黑海和里海之間，形成一個突出部；后者（格魯吉亞、亞美尼亞、阿塞拜疆）背靠土耳其，松散地環繞在北高加索周邊。南高加索背靠歐亞大陸最重要的鎖鑰土耳其和伊朗，寄托著莫斯科向中東輸出影響力的期望；北高加索扼黑海及里海，使俄羅斯勢力可以繼續向東歐和中亞緩慢延伸。是故早在蘇聯時代，高加索就是“鐵幕”背后受控制最嚴的區域之一；而自1991年以來，俄羅斯最大的安全恐懼便是車臣正式獨立、切掉北高加索突出部，如此則楔形的西翼將被徹底削平，中亞五國與莫斯科的離心力也將增強。無怪乎即使是在俄羅斯國力衰落、未獲西方輿論支持的葉利欽時代，莫斯科也要大張旗鼓實施對車臣的彈壓，寸步不讓。

21世紀以來，普京政府對“后顏色革命”時代的格魯吉亞和烏克蘭揮舞大棒，依然是出于地理政治考慮。2008年在南奧塞梯動武既是為了警告第比利斯不得單方面改變高加索領土現狀，也是暗示經歷了“顏色革命”的格魯吉亞依然難逃俄羅斯的政治“監護”。2004年以來與烏克蘭的周期性關系惡化動機亦無不同，普京對尤先科大玩天然氣價格籌碼，對“朋友”亞努科維奇則施展臺下游說，殊途同歸，目的無非是恢復蘇聯時代莫斯科在高加索的影響力，以帝國式的“威望”向俄羅斯人乃至世界輿論宣示——大國復興之路進展順利，權勢輸出業已恢復。

諷刺的是，地理因素幾乎是俄羅斯在烏克蘭殫精竭慮的唯一動力。除去能源鎖鏈外，俄羅斯在東歐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生活中幾乎沒有任何正面吸引力，而現階段莫斯科真正具備經濟和外交潛力的部分卻在亞洲，這就放大了烏克蘭人對這個西方強鄰的不滿。不獨如此，地理這個單一要素也無法在俄羅斯國內爭取到對外政策所需的民意認同，這正是“新帝國外交”雷聲大、雨點小的原因所在。

油氣：能源支柱是否穩牢

2008年，曾在霍多爾科夫斯基時代擔任尤科斯石油公司顧問的美國專家邁克爾·伊克諾米迪斯（Michael J. Economides）出版了一部專著，題為《從蘇聯到普京的輪回：能源在今日俄羅斯的統治地位》（From Soviet to Putin and Back：The Dominance of Energy in Today’s Russia）。伊氏在書中提出一項尖銳的觀點：以油氣資源為支柱振興國民經濟無可非議，但勃烈日涅夫和普京醉心的僅是單一的原油-天然氣開采，能源經濟的收益被短期化了。

執著于短期收益正是第一代“能源帝國主義”在1980年代破產的主因：原油出口帶來的可觀外匯原本可以幫助蘇聯優化產業結構，包括幫助打開其工業制品在第三世界國家的市場；俄國本身的石化工業也大可利用此良機實現效率提升，在上下游之間維持平衡。但莫斯科對高油價信心十足，對任何可能影響短期收益的改變都敬而遠之。在最瘋狂的年頭，蘇聯甚至不再精煉石油，開采出的原油直接經管道輸往國外，本國所用的成品油則以外匯在國際市場購買；因為人力物力全部集中在采油部門，石油加工業和衍生產業極度萎縮。1980年國際油價暴跌后，生產效率低下、缺乏體系的蘇聯石油產業瀕于崩潰，加之美元貶值，“能源紅利”在一夜之間就透支完了。

今日的第二代“能源帝國主義”擁有另一項重大資產——天然氣。僅俄羅斯天然氣公司（Gazprom）一家就供應著歐洲市場1/4的液化天然氣，近期又打入中國市場；預計若莫斯科放開私營企業的液化天然氣出口，俄羅斯在全球天然氣市場所占的份額有望達到10%。但新“能源帝國主義”也延續了上一輩結構單一、抗風險能力差的宿疾：在普京治下，石油-天然氣占俄羅斯貨物出口總額的比例從1990年代中期的不到50%上升至70%，政府歲入的50%和GDP的17%來自能源產業，但石油-天然氣開采仍是一枝獨秀，對工業和服務行業發展毫無助益。于是，2008年世界性經濟衰退爆發后，伴隨國際油價暴跌，俄羅斯經濟總量在第一年就萎縮了8%，繼而長期走低；Gazprom的市值更是在6年里萎縮了74%。雪上加霜的是，西西伯利亞油氣田預計只能繼續開采20年左右，后繼無著。

伊克諾米迪斯的著作還指出了另一項事實：經歷過1990年代初的災難，俄羅斯經濟從1997年起開始復蘇，當時的國際油價和1980年代初接近，處于低位。1999-2004年，俄羅斯經濟在油價低迷的情況下依然保持了穩定增長，這證明提振經濟絕不止大規模出口原油這一條路徑。而作為這個短暫的“復興時代”最具爭議的人物，霍多爾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在他的尤科斯公司（Yukos）推行的恰恰是一條“非俄羅斯式”路線——尤科斯大幅減少了人工和油井數量，聘用歐美技術人員，借助新技術和更嚴格的管理制度來提升產量。經此改革，尤科斯的產量增長率迅速攀升至其他俄國公司的3倍以上，開采和勘探成本低于其他任何跨國能源集團。2002年，尤科斯超越Gazprom成為俄國第一大企業。

但尤科斯的傳奇隨即戛然而止：2003年10月，霍多爾科夫斯基以逃稅罪名被捕；三年后，尤科斯宣告破產。這場風波很快被證明是一次意圖昭彰的懲罰，短短幾年里，葉利欽時代呼風喚雨的幾位能源寡頭或者淡出、或遭清算，企業陸續重新國有化，由新領導人普京的親隨執掌權柄。而這場轟轟烈烈的國有化運動，恰恰是第二代“能源帝國主義”最關鍵的步驟——在一個沒有了最高蘇維埃和蘇共中央、又未建立起熊彼特式民主政體的國家，政治強人惟有親自主持社會財富的再分配，達到他理想中的平衡。作為僅有的大致穩定的財源，普京需要能源收入來安撫軍隊和安全機構，為大眾貼補養老金，為邊疆地區改善交通狀況，為教師和醫生增加工資，包括也需要以能源出口作為增加國際權勢的籌碼。在此狀況下，他比1970年代的勃烈日涅夫更不愿觸及前景未卜的“長期增長”話題，并且需要時時寄望全體民眾對現狀表示滿意。

蕭墻：帝國之內的隱憂

然而霍多爾科夫斯基并未就此退場：身陷囹圄10年之后，他在近日和一批政治@異@議者一同獲得了特赦。鑒于尤科斯王朝已經灰飛煙滅，很難指望霍氏仍能像鼎盛時期那樣發揮重大的經濟-政治作用，他本人也已表態不會涉足政壇。真正有趣的是“大赦者”普京的心理：看上去他對自己@掌@控下的內政頗有信心，以至于可以大膽釋放昔日的挑戰者。考慮到索契冬奧會將在一個多月后舉行，鐵腕總統的寬大似乎也有與西方輿論“和解”的意味。

這種驚人的高姿態，配合著烏克蘭街頭的反俄抗議以及去年12月29日伏爾加格勒的人彈襲擊，顯得極不協調。聯想到俄羅斯政府近年來在國際事務上略顯浮夸的“演出”，不禁令人懷疑這出帝國復興、強勢外交的戲碼，重點究竟在形式還是實質。而普京自2012年三度就職以來頻繁出手，對歐、對美、對內政皆有動作，又顯得張揚無比。

然則仔細辨識即可發現，不斷出牌的背后實質是無牌可打。歐盟對莫斯科僅僅保持冷淡的禮節，雙方不至于爆發大規模沖突，但也缺少進一步合作及溝通的欲望。默克爾領導下的德國對普京政府的能源定價、貿易政策乃至人權紀錄毫無正面印象，俄羅斯也無意做出重大調整來迎合西歐。至于東歐，烏克蘭人對莫斯科的聲討正在達到又一波高潮，摩爾多瓦、立陶宛以及其他幾個原蘇聯@加@盟共和國也對莫斯科的過度“關心”表示拒斥。至于中東，普京對敘利亞阿薩德政府的支持和在伊朗問題上的幕后作用似乎顯示俄羅斯仍是一個世界大國，但這種印象并非來自俄羅斯承擔的重大責任，而是美國進退失據的副產品：由于撤出中東已成既定方針，奧巴馬政府既無決心武裝干涉敘利亞，對伊朗也不再傾向絕對強硬。俄羅斯在這個尷尬時刻出場，以成本不高的斡旋給了美國一個臺階下，繼而大肆宣揚俄羅斯在穩定局勢方面發揮的作用。實則一旦對話重點轉移到美國和沖突制造者本身，俄羅斯便再無置喙空間，華盛頓也絕不會因為普京的“熱心”而懷抱感激。莫斯科唯一積極的外交成果是鞏固了和中國的關系，但這無法掩蓋總體的窘境。

事實是：普京始終在效仿他的蘇聯父輩，試圖為俄羅斯創造一種完全基于地理考量的外部安全環境，并為自己主持的“復興”制造外部鏡像。然而他手里可用的工具遠不及蘇聯時代來得豐富，實際上只有能源杠桿這一項，而俄羅斯油氣在北美頁巖氣革命之后已經不再具有無與倫比的吸引力。在此狀況下，莫斯科再度求教于蘇聯經驗，努力營造一種俄羅斯復興大業進展神速、西方國家正在策劃又一起反俄陰謀的印象，為此甚至不惜主動制造話題（如收留斯諾登）。

伏爾加格勒的爆炸聲提醒人們：莫斯科的“新帝國主義”只有其先輩的外殼，它的內在基礎相當脆弱。本質上，21世紀以來的俄羅斯外交更像是一場模仿秀，它否定了葉利欽時代收效寥寥的“融入歐洲”方針，但又未能將經濟和政治重心移到更有活力的遠東。普京沒有花費心思去對俄羅斯的國際角色和遠期目標做規劃，他選擇了復古，滿懷憧憬地認定能源武器可以使俄羅斯回到1991年之前雄踞歐亞大陸腹地、保持攻勢的狀態。索契冬奧會原本是莫斯科精心策劃的一場秀，借以展示“復興”之成果，特赦@異@議人士更是絕佳的公關環節；然而人彈襲擊顯示出俄政府對社會的實際控制力值得懷疑，外交上的強勢也更像是自我取悅。馬克思在嘲諷路易·波拿巴時曾有言：“使死人復生是為了贊美新的斗爭，而不是為了拙劣地模仿舊的斗爭。”不過在普京時代的俄羅斯外交中，有的只是借尸還魂的老帝國而已。

原載于《南風窗》2014年第3期 作者：劉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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