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起，新加坡的人口老齡化問題開始顯現，保持單身的大學生（尤其是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逐漸增加，生育率逐年下滑。這種現象不僅引起了父母的恐慌，更受到了政府的關注。

1983年8月14日晚上，時任新加坡總理的李光耀在常年國慶群眾大會上發表了出人意料的講話，指出新加坡的男性大學畢業生若要他們的下一代有所作為，就不應該愚昧地堅持選擇教育程度和天資較低的女性為妻。這次講話后來被稱為“婚嫁大辯論”，引起很大的回響。盡管這次事件導致人民行動黨在次年的選舉中得票率下降12%，李光耀仍堅持推行一系列政策，希望改變新加坡大學畢業生的婚戀狀況。

在《李光耀回憶錄——經濟騰飛路（1965-2000）》中，李光耀回顧了“婚嫁大辯論”的前因后果。在他看來，不論是“棒喝”那些不愿娶高學歷女性的精英男士，還是由政府出面當“紅娘”，甚至用稅務優惠鼓勵大學畢業生結婚，都是為了新加坡最寶貴的資源——人才。

為何發動“婚嫁大辯論”？因為最聰明的女性沒結婚

促使我決定發表那次“婚嫁大辯論”演講的，是我桌上那一份1980年人口普查數據的分析報告。報告顯示，新加坡最聰明的女性沒有結婚，下一代缺少她們的傳人，這意味著將會產生相當嚴重的后果。最優秀的新加坡女性沒有傳宗接代，因為學歷相等的男性不肯娶她們。新加坡的大學畢業生一半左右是女性，其中將近三分之二小姑獨處。無論是華族、印度族或馬來族，亞洲男人都寧可娶個教育程度較低的妻子。1983年，只有38%的女性大學畢業生嫁給學歷相同的男性。

對這種失去平衡的婚姻與生育趨勢，我們再也不能不聞不問，不加以干預了。我決定給新加坡的男性一記當頭棒喝，使他們從愚昧、陳腐、具破壞性的偏見中醒悟過來。我引述了美國明尼蘇達州對好多對雙胞胎所做的一項研究的結果：這些孿生兄弟姐妹在許多方面都非常相似，即使分別由不同家庭在不同的國度帶大，他們在詞匯、智商、習慣、對飲食和朋友的好惡以及性格和個人特征等方面，仍有80%左右完全相似。換句話說，一個人性格習性的塑造，近80%是先天遺傳的，大約20%則取決于后天的栽培。

孩子的能力介于雙親之間，少數會超越或不及他們的父母。因此，大學畢業的男性娶教育水平較低的女性，等于沒有充分制造讓孩子能夠升上大學的條件。我呼吁他們娶教育程度相等的女性為妻，也鼓勵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生育兩個或更多子女。

大學畢業的女性心里不舒服，她們的情況經我一提成了舉國注目的焦點。非大學畢業的女性，還有她們的父母親，怪我勸阻男性大學畢業生跟她們成婚。報章輿論排山倒海般向我襲來，抨擊我是精英主義者，因為我相信人的資質是遺傳的，不受教育、飲食和培訓等后天條件的影響。一對從事專業工作的夫婦對所謂低收入家庭培養出來的孩子不那么聰明的假設（其實我沒有做過這種假設）提出挑戰。

“就說小提琴家李斌漢吧，他出身牛車水的平民區，當初如果不給他機會，他根本不可能發展本身的才華。”（從小在牛車水長大的李斌漢當年被耶胡迪·梅紐因發現，赴英國進入梅紐因的學校就讀，后來成為曼徹斯特管弦樂隊的第一小提琴手。）“整件事情抹上精英主義的色彩。”另一個女讀者寫道，“我是一個未婚的成功專業女性，現年40歲。我保持單身，因為這是我的選擇。有人竟然認為區區一點錢財獎勵就能讓我跟第一個吸引我的男人上床，然后為了新加坡的未來生育出一個天才兒童，這實在是莫大的污辱。”連當時身為人民行動黨后座議員的杜進才也對我的想法進行嘲諷。他說，他的母親從沒上過學，父親是個書記，只受過中學教育，如果必須依賴雙親的教育背景，他根本沒有出人頭地的機會。

為了支持我的論點，我把過去幾年以12、16和19歲三個年齡層在考試中成績最好的學生的10%作為調查對象，對學生家長的教育背景進行分析的統計報告公開。這些數字說服了大部分的人：父母親是否受過高等教育是決定學業成績優越與否的關鍵。我也公開了六七十年代的數據分析報告：大部分獲頒獎學金負笈海外的優秀生，家長都沒有受過多少教育。這些家長當中有管倉庫的、做小販的、開的士的，也有當工人的。我把這些數據和八九十年代的數據對比，后期數據顯示，首100名最杰出的獎學金得主當中，超過50%有個從事專業工作或自雇的父親或母親。由此得出明顯的結論：六七十年代那些有本事的獎學金得主的雙親，如果遲一個年代出世，身處教育普及，隨時有多種獎助學金和貸學金可供優秀學生申請的時代，他們也一定能考上大學。

西方媒體對這場風波大事報道。自由主義派的西方寫作人和評論員借此諷刺我無知，認為我滿腦子成見。但是有一位學者為我辯護——哈佛大學的心理學教授赫恩斯坦。他在1989年5月份《大西洋月刊》發表的《智商與生育率下降》一文中寫道：“在我們這個時代，新加坡的李光耀總理說過‘智能水平將不斷下降，經濟將搖搖欲墜，我們的行政管理工作會困難重重，社會將出現滑坡’，原因在于那么多受過高等教育的男性不跟教育水平同等的女性成婚，卻娶沒受過教育的女性，或者索性不娶。但是，李光耀是個例外，因為敢于公開談論低生育率在素質方面產生影響的現代政治領袖沒幾個人。”數年后，赫恩斯坦與人合撰了《鐘形曲線》一書，把資質來自遺傳的證據擺在讀者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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