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立社交發展署，政府出面做“紅娘”

為了緩和女性大學畢業生未婚的問題，我們成立了社交發展署，推動男女大學畢業生之間的社交活動。我還親自挑選了新加坡國立大學醫學院的一名醫生范官嬌來主持大局。當時她年近50，丈夫也是一名醫生，兩個子女在念大學。她待人處事溫文可親，總有辦法叫年輕人放松繃緊的心情，是挑此大梁的最佳人選。

社交發展署成立初期，大學畢業生不論男女，全對它不屑一顧。國際傳媒再一次抓住機會大肆嘲諷我們牽紅線的努力和它所組織的有關活動——有專題研討會、講座和電腦課程，也有游輪假期和地中海俱樂部的旅行。

實際上，女性大學畢業生未婚人數日益增加的現象已開始引起家長們的恐慌，個個急得四處求助。1985年的一個夜晚，在總統府出席招待會之后，芝告訴我，跟她同一輩的女士們同病相憐地互相談論著受過專業訓練的女兒未婚的問題。她們感嘆女子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成婚的時代已一去不復返了。在大部分女性沒受過正統教育的年代，聰明的和資質較差的女性都有同等機會“出嫁”，因為沒有所謂”O”水準或大學畢業的分級。如今相親的做法已經無法被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所接受。

除了怪罪于男性大學畢業生之外，他們的母親何嘗沒有責任。非大學畢業的母親希望自己的兒子娶個非大學畢業的媳婦過門，以免媳婦騎到自己頭上來。傳統的文化偏見總認為男人維護不了一家之主的形象，是可憐又可笑的事，要改變這樣的偏見談何容易。華人如此，印度人更是如此，馬來人尤其嚴重。

同樣的問題其實在任何教育層次都有。一大批“A”水準（劍橋普通教育證書高級水準，或者高級中學）畢業的女性，找不到學院或同等水平的男性愿意娶她們為妻。“O”水準畢業的女性也一樣。女性只愿意上嫁，男性只愿意下娶，結果是教育程度最低的一群男士找不到老婆，因為未婚的女性教育水平都比他們高，誰也不愿意嫁給他們。為了輔助社交發展署的功能，我促請人民協會理事長成立社交促進組，以中學教育程度的男女為服務的對象。社交促進組的會員人數迅速增加，到1995年時已增加到9.7萬人，通過它所組織的活動而互相認識的會員中，有31%結為夫妻。教育普及化摧毀了舊有的擇偶方式，叫政府不得不想方設法取代傳統紅娘扮演的角色。

1980年人口普查得來的數字也顯示，教育程度較高的女性比教育程度低的女性生育少，而且少得多，這使我們的問題雪上加霜。完成大專教育的婦女平均生育1.6個子女，初中和高中程度1.6，小學程度2.3，沒上過學的4.4。為人父母者要生育2.1個孩子才足以維持人口替代率。新加坡教育水平較低的人口正在加倍增長，教育水平較高的一群卻連替代水平也達不到。

為了扭轉這個生育趨勢，我和當時擔任教育部長的吳慶瑞，在1984年決定讓生育第三個孩子的大學畢業的母親，在為所有的子女選擇最好的學校時享有優先權。這可是每一個家長夢寐以求的一種特權，卻也是個敏感而看法不一的課題。內閣中由拉賈拉南率領的平等主義派勃然大怒，拉賈拉南對“聰明父母必出聰明子女”的說法予以駁斥。即使確實如此，他辯駁說，也沒有必要去傷害人家的自尊。巴克也表示不滿，不因為他同意拉賈拉南的看法，而是因為這種政策將冒犯資質較弱的家長和他們的孩子。年輕一輩的部長面對資深同僚三種全然不同的見解，也意見不一。凡事求實的吳慶瑞贊成我的看法，我們兩人堅持己見，認為非得把那些男性大學畢業生喚醒不可，以使他們擺脫不合時宜的下娶觀念。最后，我們以大多數票通過這個決定。

新政策引起非大學畢業母親的不滿原是意料中事，畢竟她們會比較吃虧。但是，令我和吳慶瑞始料不及的是，連大學畢業的母親也提出抗議，甚至不愿意接受這種優先權。不過，年輕的男士們總算把話給聽了進去，有更多人娶教育程度相等的妻子，只是進度始終快不起來。大選過后，我同意放手讓繼吳慶瑞接任教育部長的陳慶炎改變原來的決定，撤銷大學畢業母親所享有的特權。我已經喚醒人民，尤其是受大專教育的青年男女，把國家的處境毫不掩飾地擺在他們面前。但是，既然這份特權使女性大學畢業生感到尷尬，我想還是取消比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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