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雖然當前中美關系發展正處于承前啟后的重要階段，但對于 “核心利益” 概念的爭議已成為中美達成 “新型大國關系” 共識的主要障礙。求同存異、擱置爭議、盡快打破 “新型大國關系” 共識僵局，對于兩國都是 “雙贏” 局面。

今年以來，美國推進 “亞太再平衡” 力度明顯加大。即便面臨著來自俄羅斯和 ISIS 的現實挑戰和威脅，在 2 月初公布的新版《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亞太再平衡” 依然被列為美國外交的重中之重。同時，白宮高調邀請中國、日本、韓國、印尼等亞太四國領導人年內訪美，這一非同尋常的外交舉動也充分表明了美國全力推進 “亞太再平衡”、并與相關國家加強聯系的決心。

對于美國而言，中美關系既是 “亞太再平衡” 框架下的一個方面，也是需要單獨慎重考慮的一個變量：中美關系向何處去關系到 “亞太再平衡” 的步驟和效果。對于中國來說，“亞太再平衡” 不僅關系到中美關系，更關乎外部政治安全環境和力量格局變化，所以其沖擊和影響更為直接。因此，如何在 “亞太再平衡” 的背景下維護、鞏固、發展好中美關系，是兩國在雙邊關系領域面臨的共同挑戰。

盡管當前兩國領導層溝通互訪相對頻繁和密切，但目前雙邊關系發展遠談不上順暢，特別是雙方在 “中美新型大國關系” 這一概念上遲遲難以形成共識。近日，曾擔任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史蒂夫?哈德利（Stephen Hadley）和清華卡內基中心研究員韓磊（Paul Haenle）在《外交事務》雜志網站聯合發表文章，指出中方提出的 “核心利益”（core interest）表述已成中美關系的 “第 22 條軍規”（Catch-22），不僅阻礙兩國達成 “新型大國關系” 共識，更可能為兩國關系發展埋下隱患。

文章開篇即指出，中美關系常常陷于某種 “里子” 和 “面子” 之爭。2009 年奧巴馬剛上臺，其亞洲政策團隊在與中國官員討論未來中美關系發展方向時，中國官員就提出將中美關系升級為 “戰略合作伙伴關系”（strategic partnership），試圖以此體現雙方互信以及美國對中國大國地位的尊重。中方官員當時表示，只有在建立 “戰略合作伙伴關系” 的基礎上，中美雙方才可以進一步拓展合作領域，創新合作方式并開展務實合作。美方觀點卻正好相反，認為只有先開展建設性合作，雙方才能稱得上 “戰略合作伙伴”。談判不出意料地無果而終。

習近平擔任中國最高領導人后，又提出建立 “中美新型大國關系”，但這也遇到了類似困難。總體上，美方認真對待中方 “新型大國關系” 的倡議，但對其中 “尊重雙方核心利益” 一條有所顧慮。這一方面是由于中美雙方確實長期在一些重大議題上存在分歧，同意中方的倡議則意味著美方在這些議題上讓步。這不僅有損美國國家利益，也會使美國政府在國內遭受壓力。另一方面，美方認為中方的 “核心利益” 概念過于寬泛，甚至還有不斷擴大的趨勢：中國所指的 “核心利益” 不僅包括傳統意義上的臺灣、新疆、西藏等議題，甚至還一度想把釣魚島、南海列為 “核心利益”。這無疑將損害美國與日本以及東南亞國家的同盟 / 準同盟關系，與美國現行政策相悖。

研究者指出，中方已經意識到 “新型大國關系” 表述過于空泛以及美方的顧慮，因此在去年 11 月，習近平主席在與來訪的奧巴馬總統會談時，將 “中美新型大國關系” 內涵的表述由三點增加到六點，并指明伊朗核問題、反恐、氣候變化等中美兩國可以開展務實合作的領域。然而，盡管 “不做損害彼此核心利益的事” 這一表述在中方六點內涵中的排位有所下降，但依然是其重要組成部分。對于美方而言，除非中方徹底去除 “核心利益” 這一概念，或對 “核心利益” 內涵做出明確解釋，否則這依然將是中美達成 “新型大國關系” 共識的主要障礙。

研究者注意到，其實中國官員在私下表態中也承認，讓美國尊重中國的 “核心利益” 其實是讓美國給中國開 “空白支票”，在政治上是 “有毒” 的。涉及中國 “核心利益” 的議題大多敏感而復雜，需要雙方共同仔細審視、妥善應對，在這些問題上開展創造性合作的難度也很大。事實上，從中美兩國多年來的交往歷史看，“求同存異” 才是雙方關系取得突破性進展的前提條件。在涉及 “核心利益” 的敏感議題上錙銖必較，并不利于雙方互信的建立，更不利于 “新型大國關系” 共識的達成。

文章最后指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 是習近平親自提出的倡議，無論對于中國對美政策還是他個人來說都意義重大，美方應該高度重視。如果中方愿意在 “核心利益” 定義上做出妥協，美方也應積極跟進。早日承認 “中美新型大國關系” 這一表述，對于中美兩國來說都是 “雙贏” 局面。

文/歸宿 政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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