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納·米特(Rana Mitter)，西方新一代中國抗戰(zhàn)史研究權威，38歲即成為當時牛津大學最年輕的終身教授之一，現(xiàn)任現(xiàn)代中國政治與歷史學教授。他在2007年創(chuàng)辦的牛津大學中國抗日戰(zhàn)爭研究中心，2014年升格為牛津大學中國研究中心，成為西方漢學界的權威研究機構之一。從2004年開始，他便輾轉多國為撰寫《中國，被遺忘的盟友》查閱資料，耗時十年才最終完稿。此書一出版即引起西方世界極大反響，贏得《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泰晤士報》《金融時報》等多國媒體盛贊。

本文英文原文《The Opium War by Julia Lovell – review 》發(fā)表于英國《衛(wèi)報》(The Guardian)2011年9月2日，李夷白翻譯并授權思想潮發(fā)布。標題為編者所擬。

歷史不是簡單的道德故事

文|拉納·米特

位于天安門廣場的中國國家博物館重新裝修后于2011年3月開放，突破性的技術運用和建筑結構使其煥然一新。但其中講述的故事遠不如它的外觀設計新穎。在這座博物館的敘述中，現(xiàn)代中國的歷史始于鴉片戰(zhàn)爭。這也是西方帝國主義在東亞的原罪，他們迫使中國陷于一個世紀的恥辱、被征服和剝削之中……展覽的主題叫“復興之路”，但基本上可以簡單稱之為“1842年及其后來命運”。這一版本的歷史敘述更多關乎當代中國政治，把中國看作是西方帝國主義的受害者，而不是如事實呈現(xiàn)的那樣，將這段歷史看作是19世紀最大的陸上帝國與最強的海洋帝國之間的碰撞。即使在這座21世紀的博物館中，這段一百五十多年前的歷史中的污點依然是敘述的中心。

然而并非只有中國持這種簡化了的觀點。一旦涉及相關討論，英國對其入侵中國行為一貫的借口就是，它促使一個封閉、排外的帝國走向了開放。但事實上這從不是真的。當時的清王朝正處在一個國際體系的中心，既遙望著西方也關注著東方，通過戰(zhàn)爭征服和締約來擴張自己在中亞的版圖，與朝鮮、東南亞國家乃至日本(它從沒有像幕府將軍希望的那樣封閉)都建立了聯(lián)系。同時中國也參與了亞洲之外的信息與經濟交流，18世紀英國鄉(xiāng)間別墅中青花瓷的走俏正印證了這一點。而且早在英國人到來之前，中國就已經處在外族統(tǒng)治之下——游牧民族滿族是從東北“闖”入關內的。到鴉片戰(zhàn)爭時，他們在朝野中融合滿族文化傳統(tǒng)與漢族治理方式已近兩個世紀。

藍詩玲關于鴉片戰(zhàn)爭歷史的新作是一部廣受歡迎的打破神話之作。用她的話說，使用豐富的中英雙方史料講述了一個“悲喜劇”，它遠比雙方所采取的意識形態(tài)立場更混亂有趣。悲劇的部分十分明晰，就如在1839年當時一樣。19世紀早期，英國從東印度向中國輸入了大量鴉片。19世紀30年代，考慮到這種毒品給經濟和全國人口帶來的影響，清政府決定禁止它，并命令林則徐阻攔廣東港運載鴉片的英國船只登陸，直到他們交出貨物為止。在英國，這一舉動被視為對王室的侮辱(盡管大部分鴉片是東印度公司生產的)，他們派出查爾斯·艾略特上將的艦隊去給中國人來點教訓。英國的現(xiàn)代軍事裝備很快粉碎了中國的防御，經過三年在沿海地區(qū)的交火后，這場戰(zhàn)爭最終以1842年《南京條約》的簽訂作結。中國交出了香港島，并開放了更多港口供英國從事貿易與傳教。接下來的一個世紀，中國將屈服于更多的侵略與侮辱，直到1943年蔣介石宣布終止西方在華特殊權利為止。

喜劇的部分在于書中的諸多人物，藍詩玲滿懷感情與冷幽默的筆調使其增色。林則徐，這個正直的官員受到銷毀其扣押的鴉片這一任務的考驗，他“充滿自信”，并且“對貨運管理飽含熱情”。而派出了艦隊的帕默斯頓勛爵，被描述為是一個“自由貿易者、浪蕩子、中國歷史學者眼中的大反派”。雙方外交禮儀間的鴻溝在匆匆簽就條約的過程中顯露無疑：一名中國高官堅持先向英國談判代表璞鼎查爵士嘴中喂送幾塊糖果，而在旁觀者眼中，璞鼎查爵士“發(fā)現(xiàn)抗議完全無用后只得勉強接受”。本書也描寫了許多被遮蔽的細節(jié)。如像威廉·格拉斯頓這樣的一些聲音，他宣稱：“我不知道這樣一種戰(zhàn)爭，也沒有在歷史書中讀到過這樣一種戰(zhàn)爭，這種戰(zhàn)爭的起源是不正義的，精心設計去進行這種戰(zhàn)爭……是為了給這個國家蒙上永久的恥辱。”而中國的官員，從林則徐到滿族高官琦善，前來交涉時表現(xiàn)得并不像是自大的排外者，而是面臨著自身民族生存危機的憂心忡忡的、真誠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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