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確實引發了中國最后一個王朝的覆滅，這一事實在2011年尤其值得被銘記——此時距辛亥革命廢黜最后一位皇帝正好一個世紀。但它的意義僅在于加速了已經開始的變化：中國的領土與人口在不斷擴張，而官僚機構的規模卻沒有發生任何改變(聯想當前在西方對緊縮還是擴張政策的爭論)，意味著政府的治理功能下降而腐敗增加。雖然鴉片戰爭本身對中國人的直接影響較少，但1842年條約中要求開放中國的結果之一是誘發了1856年至1864年間的太平天國運動——一個受基督教傳教士神學啟發的瘋子引燃了中國歷史上極為慘烈的一場內戰，致使約2000萬人喪生。整個20世紀，鴉片戰爭始終是民族主義者用以激發國人洗刷“國恥”、恢復中國在世界應有的地位的有力口號。

當前的許多研究試圖理解英帝國和中國在鴉片戰爭中的角色，藍詩玲的書正是這一趨勢的一部分。今年早些時候，畢可思(Robert Bickers)在《爭奪中國》(The Scramble for China)中對后鴉片戰爭時期的情況進行了令人側目的評價，他認為由于英國傳教士和冒險家的不斷涌現，上海的生活方式被戲稱為是“山寨版的拉吉”(the Mock Raj。Raj是英帝國統治印度時期的代稱。——譯者注)。尼爾·弗格森的近作《文明》(Civilization)則恢復了這一論點：存在一種特殊的西方帝國主義的現代性，它比18世紀以降的任何體系都要成功。但在書中他卻用與17世紀和21世紀早期的中國的比較來構架文章，放在二十年前看，這種寫法是不可想象的。藍詩玲的最大貢獻是提醒我們注意到中英雙方的不同世界觀：與其說是兩種文明間的沖突，不如說是兩種不兼容的軟件。隨著我們閱讀，我們一遍又一遍地看到，英國政客對事件持一種觀點，中國官員又用一種截然不同的說法來定義它。這是一出漸漸展開的悲劇，可以理解但無法阻擋，這種感覺貫穿全書，使人讀來欲罷不能，又深知其中的要義。

鴉片戰爭的話題在今日的中國仍能掀起波瀾。北京大學的一位學者茅海建在他的著作《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中質疑了官方對鴉片戰爭的闡釋：恢復了清朝官員琦善的本來面目——他通常被指責為不敢對抗英國的軟弱小人;并批判了林則徐——傳統上認為他是這一事件中正直的英雄。他的書引發了批評的風暴，但爭議并沒有像早年那樣，導致對這一持不同政見學者的清洗。中國學術界這樣生氣勃勃的討論跡象，使新國家博物館中對這一戰爭的評價亦令人失望。英國可能已經遺忘了它在中國的殖民歷史，而中國對歷史記憶仍善加選擇。本書旨在喚醒英國對自己這段仍在影響當前中英關系的可恥過去的記憶。但中國也需從中吸取教訓，與過去和解需要理解歷史的復雜性，而不是僅僅把歷史變成簡單的道德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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