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中國工業總產值超過美國，白宮這才意識與中國存在競爭，認識到重返亞太的必要性。中國的復興之路挑戰了西方對其制度的自信，加上美國嚴峻的財政赤字等具體因素，美智庫的對華政策研究取向逐漸趨硬，瞭望智庫就此梳理了美智庫在涉華戰略研究上一些值得注意的苗頭和傾向。

遏制中國“擴張行為”聲音漸強

“2010年是個轉折點”，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金燦榮表示，中國工業生產總值在當年超過美國，歷史意義重大。近500年來，工業化使西方超過非西方，其中第一階段是在千萬級人口的國家中造成了英法等西方列強；第二階段是在億級人口的國家中產生了美蘇兩個超級大國。

“如今中國的復興使得工業化第一次與十億級人口開始結合”，金燦榮說，“這是不得了的歷史事件，前無古人”。他認為，中國經過極其艱難的歷程走出了一條自己的現代化道路，這不僅使中國強大，而且打破了“要想工業化，只能跟西方走”的神話。

布魯金斯學會的報告則認為，美國很晚才承認與中國存在競爭，“美國總統奧巴馬直到2012年才真正認識到，重返亞太的必要性。”

美國蘭德公司、國際戰略研究中心等智庫認為，隨著能力逐漸增強，中國可能更敢于反對美國和抗拒來自美國的壓力，挑戰美國安全利益。

美智庫認為，從全球來看，未來15年中國不會改變現存國際體系結構，但對現存國際體系中臺海、釣魚島及南海現狀不滿。這會促使中國致力于與俄羅斯等的合作，以非正面對抗方式遏制美國向全球和亞洲推進。

從地區來看，這將改變亞非拉國家與美國的對話方式，亞太尤為明顯。隨著與中國在經濟、金融和軍事事務上的關系加深，美國盟友對美國的需要也隨之改變，韓國、巴西、委內瑞拉、玻利維亞等與美國的對話方式已出現變化，美國外交因此變得更加復雜。

從中美關系看，美國影響中國政策和行為的“工具箱”面臨新的限制。建交以來，中國雖將保持與美積極關系作為優先項，美國的影響也仍不可忽視，但中國配合美國的意愿將逐漸降低，且更有能力抵抗美國施壓。

國際戰略研究中心的報告表示，中國目前正增加對在太平洋爭議領土的訴求，“南海爆發沖突的可能性很大”。中國認為有必要在2010年控制“第一島鏈”，2020年控制“第二島鏈”，并做好2040年在印度洋和西太平洋挑戰美國的準備。

美智庫稱，面對來自中國的“冒險主義行動”，美應在避免刺激中國導致正面戰略對抗的前提下，加強安全承諾的可信度，啟動適當措施嚇阻中國可能的激烈行為，確保美國盟友不受中國“欺負”。與此同時，主動而非被動地主導地區經濟、政治和軍事議程，形成對中國的約束。

針對美智庫在研究上的動向，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時殷弘認為，與五年前相比，美智庫從對華“兩面下注”明顯轉向“遏制中國擴張”，現在“已經很少看到美國智庫中有說‘對中國態度太嚴厲了不好’的說法”。

重提“對付蘇聯老辦法”

在美國財政吃緊情況下，如何應對中國挑戰？美國戰略與預算評估中心、企業研究所、布魯金斯學會等智庫相繼開出“成本強加與競爭戰略”的藥方。2013年財年審議國防授權法案時，美議員要求國防部加強對“成本強加與競爭戰略”在抗衡外國潛在挑戰作用的研究。美國國防部防務評估報告、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DARPA）也在考慮這一策略。

這一被認為曾加速拖垮蘇聯的戰略的核心理念是，在和平時期發動高強度競爭，誘使對手背起“不相稱的軍事開支包袱”，削弱其威脅美國的能力。

今年5月，布魯金斯學會聯邦首席研究員、即將出任駐韓美軍空軍第八戰斗機聯隊長的美空軍上校尼斯·埃克曼撰寫調研報告，以空軍為切口和樣板，為美國防務決策者解釋如何操作“成本強加與競爭戰略”。

報告稱，美國要揚技術之“長”，避財政支出之“短”，需吸取對付蘇聯的歷史經驗，結合新情況，在可控的戰略框架下，對我國彈道導彈和巡航導彈、地對空導彈系統、戰斗機等進行烈度不同的競爭策略，誘使我國承擔不必要的“軍事現代化成本”。

報告認為，對中國使用該戰略時，需要注意與蘇聯的相似之處和關鍵不同。

競爭性質不同。蘇美競爭重在意識形態；中美競爭重在以介入與反介入方式進行的對地區影響力的軍事競爭，更多集中在“哪個國家在東北亞及東南亞的軍力更強大”。

競爭范圍不同。蘇美競爭是全球性的，中美競爭中，這一范圍局限于東海、臺灣海峽以及南海。這一局勢將會導致空中軍備競賽，主要集中于戰斗機以及武器，而美國只需要保持優勢，強調質量而非數量即可。

軍費開支對比不同。競爭戰略正式拋出前，蘇聯的軍事開支比美國高出50%，并取得了許多領域的優勢，處于劣勢的美國則通過避免“進行以坦克追坦克、以艦船趕艦船、以飛機超飛機”的競爭，通過開創新領域來競爭。

目前，美國的國防開支占到世界總開支的38.9%，中國為10.8%。“如果中國國防開支以過去20年年均11%的速率增長，那么對付蘇聯的經驗可能會有作用”。

報告認為，從整體戰略上，對中國的“成本強加和競爭戰略”條件還不成熟，但美國可先在臺海附近空域與中國展開戰機競賽，“這無論從條件和成功機會上都是可行的”。

報告認為，目前中國對美國“圍堵”感覺迫切，“反介入”努力增強，主觀上有付出巨大成本的意愿。

從成本對比來看，2012年，美國投入遠東部署的軍費僅占GDP的1.5%，而中國軍費占GDP約2%。從局部地區來看，這可以視為中國軍費投入“超過”美國。

從技術對比來看，與中國彈道導彈、巡航導彈、地對空防空能力相比，戰機競爭最容易達到“成本強加”的效果。

埃克曼報告稱，戰機是武器系統中需要技術集成融合程度最大的平臺，中國從戰機制造技術（落后15到20年）、指揮控制系統（“統一指揮，分散執行”能力缺乏）、空軍指揮作戰人員素質等方面與美國相差較大，而中國正在追求的空軍轉型也使其“上鉤”的幾率較高。

1995年到2010年間，美國防部已“誘使”中國承擔了對美國有利的“包袱分擔”。如今發展以殲-20、殲-31為代表的第五代戰機意味著中國正走上“漫長而沉重的成本負擔之路”，美國以F-35為代表支配性優勢五代戰機，可能使中國對戰機的投資到目前為止僅是“無形的磨損費”。

報告稱，在施行“成本強加與競爭戰略”時，美國要評估好三點情況，避免中國“不進入設定競爭領域”，導致成本全壓在美國身上；避免中國在成本壓力下取得技術性突破，導致美國“偷雞不成反蝕把米”；避免戰略失控，導致正面沖突而致使和平的競爭戰略失敗。

這些對于美國計劃、情報、評估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建立類似對付蘇聯那樣的競爭戰略辦公室加之其他相關部門的配合，將戰略實施進一步機制化。

新華社瞭望智庫研究員︱周邦民、居妍

轉載請注明：北緯40° » F-35將中國拖入軍備競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