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在那些推崇中國政治的歐洲學者的著作中，中國社會的和平、穩定、井井有條一直是他們贊美的重點。他們認為，這說明中國是民權、人道所主宰的理性王國。“人類智慧不能想出比中國政治還要優良的組織”。（鄭鳴謙《法國啟蒙運動中的“儒學”鏡像》）

與傳說中一樣的是，英國人看到的中華帝國的政治秩序確實十分井然。

整個中華帝國的整齊劃一令英國人驚嘆不已：“自進入中國境內以來，在這樣大的地面上，一切事物這樣整齊劃一，這在全世界是無與倫比的。”（斯當東《英使謁見乾隆紀實》）“這樣多的人口，這樣廣袤的地面上，遵守著一個統一的政治制度和法律，有共同的語言文字和生活方式，俯首帖耳于君主一人的絕對統治之下。”（約翰·巴羅《我看乾隆盛世》）

英國人認為，中國社會治安的良好和政治效率之高勝于歐洲：

“皇權的鐵掌威懾著一切不守秩序破壞法紀的行為，全體使節團成員感到絕對的保障。”（斯當東《英使謁見乾隆紀實》）權力的威嚴使北京城內秩序井然。“北京人口雖然這樣多，但秩序良好，犯法的事很少。”（約翰·巴羅《我看乾隆盛世》）

中華帝國的組織能力和政治效率也令人印象極深。英國人原來擔心自己帶來的數量眾多、體積巨大的禮品在陸地運輸過程中一定會損壞幾件。然而，在清帝國官員的有力組織協調下，整個運輸任務完成得非常漂亮：“我們的包裹總共有六百多件，形狀大小不一，盡管有多次裝卸、轉駁，到達京城時卻沒有丟失或者損壞一件。”“的確，這兒一切似乎只要朝廷一聲令下就都能辦成，最費力的事也能隨時得到執行，甚至是興高采烈地執行。”（約翰·巴羅《我看乾隆盛世》）

然而，與中國官員的交往，讓他們看清了這個帝國維持秩序的基本手段。

在北上天津的途中，英國人在山東登州府短暫停留。登州知府聞訊前來拜訪，“知府帶來了許多隨從人員，其中有一個人在知府問到他話的時候，立刻跪下來回答，這給英國人一個很大驚異。知府安然接受這種禮貌，似乎他們之間一向是這樣講話，這給英國人更大的驚異”。（斯當東《英使謁見乾隆紀實》）

更讓英國人無法接受的是中國官場的另一項規矩：在任何場合，上級都可能打下級的板子。

被扒掉褲子當眾打屁股，對英國紳士來講，是無法想象也無法容忍的恥辱。然而英國人卻發現，中國人對此卻司空見慣。

巴羅說：“在任何場合，只要他們（中國官員）認為恰當，就以父權的名義，立即用板子處罰，無須預審或調查。”

這讓視個人尊嚴和榮譽為生命的英國人無法理解并且非常氣憤：“一個朝廷官員伸開四肢趴在地上挨板子，下令打他的人僅比他官高一級，這樣的情景對外國人來說也許顯得荒謬。這種卑劣的順從，這種人類靈魂的墮落，在任何場合都毫無怨言地將自己置于一個奴才或者普通士兵的手下，任其施以惡意的體罰，而后還不顧加倍的廉恥與羞辱，居然去親吻那根教訓過自己的板子，目睹這一切，你無論如何也壓抑不住胸中燃燒起來的憤慨之火。”（約翰·巴羅《我看乾隆盛世》）

與歐洲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也造就了與歐洲人截然不同的中國百姓。

在英國人到過中國以前，中國人在世界上的形象基本上是正面的。中國人被認為是“全世界最聰明最禮貌的一個民族”。萊布尼茨說：“他們服從長上，尊敬老人，無論子女如何長大，其尊敬兩親猶如宗教，從不作粗暴語，尤其使我們驚奇的，中國農夫與婢仆之輩，日常談話或隔日會面之時，彼此非常客氣，其殷勤程度勝過歐洲所有貴族……”歌德說：“在他們那里一切都比我們這里更明朗、更純潔也更道德。”伏爾泰通過《中國孤兒》這樣表達他對中國人的看法：“我們的國朝是建立在父權與倫常的信義之上的，是建立在正義、榮譽和守約的信義之上的。孝順忠信禮義廉恥是我們立國的大本。”（周寧《西方的中國形象史研究：問題與領域》）

英國人發現在暴力威脅下生活的中國人的道德品質與傳教士所描述的大相徑庭。那些伺候他們的中國人給英國人留下了這種印象：“撒謊、奸詐，偷得快，悔過得也快，而且毫不臉紅。”“他們一有機會就偷，但一經別人指出就馬上說出窩藏贓物的地方。有一次吃飯時，我們的廚師就曾想厚顏無恥地欺騙我們。他給我們上兩只雞，每只雞都少一條腿。當我們向他指出一只雞應有兩條腿時，他便笑著把少的雞腿送來了。”（佩雷菲特《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

英國人注意到，在沒有官員的場合，中國人的表情十分正常。一旦有官員出現，中國人的神情立刻就變了：

中國普通老百姓外表非常拘謹，這是他們長期處在鐵的政權統治之下自然產生出來的。在他們私下生活中，他們也是非常活潑愉快的。但一見了官，就馬上變成另一個人。（約翰·巴羅《我看乾隆盛世》）

巴羅說：“這些事例再清楚不過地昭示了中國人自夸的道德品格中的巨大缺陷。不過就像我先前說過的，其錯當在于政治制度，而不在于民族的天性或者氣質。”“就現政權（清廷）而言，有充足的證據表明，其高壓手段完全馴服了這個民族，并按自己的模式塑造了這個民族的性格。他們的道德觀念和行為完全由朝廷的意識形態所左右，幾乎完全處在朝廷的控制之下。”“中國朝廷有的是閑暇和精力，按自己的意愿來塑造國民。這樣的實踐足以證明，中國朝廷在這方面有著豐富的經驗。”“……灌輸清心寡欲的思想，摧毀相互的信任，培養人們的冷漠，使他們對自己的鄰居猜忌和懷疑，凡此種種朝廷煞費苦心作出的努力，不能不使人們終止社會交往……（中國人）滿足于在朝廷中沒有任何發言權，他們甚至從來沒有想過他們是否有任何權力。”

巴羅認為，中國人缺乏自尊心，是因為政府從來沒有把百姓當成成年人來看待，而是當成了兒童和奴隸。“在這樣的國度里，人人都有可能變成奴隸，人人都有可能因官府中最低級官員的一點頭而挨板子，還要被迫親吻打他的板子、鞭子或類似的玩意，跪倒在地上，為麻煩了官府來教育自己而謝罪。于是榮譽觀和尊嚴感就無處可尋了……人的尊嚴的概念巧妙地消滅于無形。”

馬戛爾尼對中國政權的結論更廣為人知：“這個政府正如它目前的存在狀況，嚴格地說是一小撮韃靼人對億萬漢人的專制統治。”這種專制統治有著災難性的影響。“自從北方或滿洲韃靼征服以來，至少在過去的一百年里沒有改善，沒有前進，或者更確切地說反而倒退了；當我們每天都在藝術和科學領域前進時，他們實際上正在成為半野蠻人。”（佩雷菲特《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

八

英國人對中國的造訪，迅速打破了傳教士們在歐洲建造起來的中國神話。馬戛爾尼使團雖然沒有完成他們的使命，但它卻將大量的關于中國的情況帶回了英國。英使團為后代留下了厚厚的文字記錄。馬戛爾尼寫下了大量的公文報告、書信與出使日記，副使喬治·斯當東和約翰·巴羅，甚至一位仆從和一位列兵都出版了他們的隨行紀實，使團的畫家托馬斯·希基和制圖員威廉·亞歷山大還帶回了大量的中國風物畫與素描。

全世界第一次真正撩開了這個神秘國度的面紗。“這個使團最為重要的收獲，大概就在于它導致了有關中國知識的激增”，“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它明確地標志著英中關系一個新時代的開始”。

回國之后，英國副使斯當東編輯的《英使謁見乾隆紀實》以及使團隨行人員發表的各種報告在歐洲引起了巨大反響。西方人的中國觀念發生了根本性的轉折：中國從天上掉到地下，從文明變成野蠻，從光明變為陰暗。歐洲人發現，“中國人不是無神論者，而是更為原始的多神論者。中國不是開明的君主專制，而是依靠棍棒進行恐怖統治的東方專制主義暴政的典型。中國不是富裕的國度，而是一片貧困的土地；不是社會靠農業發展，而是社會停滯于農業”。（周寧《西方的中國形象史研究：問題與領域》）

作為一個嚴肅的學者，黑格爾仔細閱讀了當時他所搜集到的全部有關中國的文字，從翻譯到歐洲的《通鑒綱目》到傳教士們的《中國叢刊》。不過，馬戛爾尼等人的游記顯然給了他最大的震動。

黑格爾認為，人類文化的發展是分階段的。他認為，中亞文化代表了人類文化的少年時期，人類文明最早在那里發源。希臘文化則是青年，表現出生機勃勃的活力。羅馬文化是壯年，而日耳曼文化是成熟理性的老年。

那么，中國文化是什么呢？黑格爾說，是幼年。中國人在官府面前的逆來順受給了黑格爾極深的印象。黑格爾認為，造成中國落后的原因是中國人內在精神的黑暗，中國是一片還沒有被人類精神之光照亮的土地，在那里，理性與自由的太陽還沒有升起，人還沒有擺脫原始的、自然的愚昧狀態。“凡是屬于精神的東西……都離它很遠。”

很顯然，黑格爾的許多結論直接來自馬戛爾尼使團成員的記載和判斷。比如他說，在歐洲，鞭笞是“加在榮譽上的一種侮辱”，“在中國就不同了。榮譽感還沒有發達，一頓笞打原是極易忘懷的，但是對于有榮譽感的人，這是最嚴厲的刑罰”。西方人對這種侮辱十分敏感，而“中國人就不一樣，他們認不出一種榮譽的主觀性，他們所受的刑罰，就像我們的兒童所受的教訓”。

黑格爾也認為棄嬰反映了中國人對生命權利的漠視：“自殺……和棄嬰，是經常性的，幾乎天天發生，顯示了他們對自己個人的不尊重，在總體上也是對人類不尊重。”

在《歷史哲學》中黑格爾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是徹底的、奇特的、最具東方性的東方國家。“中國純粹建筑在這一種道德的結合上，國家的特性便是客觀的‘家庭孝敬’。中國人把自己看作是屬于他們家庭的，而同時又是國家的兒女。在家庭之內，他們不是人格，因為他們在里面生活的那個團結的單位，乃是血統關系和天然義務。在國家之內，他們一樣缺少獨立人格；因為國家內大家長的關系最為顯著，皇帝猶如嚴父，為政府的基礎，治理國家的一切部門。”因此，中國是一個只屬于空間的帝國，“中國的歷史從本質上看是沒有歷史的；它只是君主覆滅的一再重復而已。任何進步都不可能從中產生”。千百年來在廣闊的土地上“重復莊嚴的毀滅”，而又在本質上毫無變化。

黑格爾的思考不乏理性的因素，在黑格爾之后，對中國的輕蔑成了歐洲聲音的主流。在馬戛爾尼造訪中國前，對于中國與西方交往中的高高在上與輕慢侮蔑，歐洲人雖然心懷不滿但一直竭力隱忍。遵從強者邏輯的西方人知道，他們的祖先還生活在樹上的時候，中國人就已經發明了紙張。這個偉大而強盛的帝國在他們心目中各方面都是遠遠優越于自己的，他們有驕傲自大的資本。然而，馬戛爾尼的訪問使他們發現，多年來他們居然一直屈服于一個半開化的野蠻國家，這個國家“沉淪在‘卑鄙的暴政下’，皇帝昏庸暴虐，官吏貪贓枉法，百姓生活在棍棒竹板的恐懼中，他們禁閉婦女，殘殺嬰兒，奸詐、殘酷、膽怯、骯臟，對技術與科學一竅不通，對世界一無所知。一切都愚蠢透頂”。這讓他們感到奇恥大辱。“歐洲人好像大夢初醒。‘現在該是讓中國人名聲掃地的時候了！’批判貶低中國是一種報復。對自己受騙上當的經歷痛心疾首、惱羞成怒的歐洲人從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周寧《野蠻與文明：中華帝國的“東方性”黑暗中心》）

妖魔化中國的大門從此打開。而這種妖魔化是為了適應帝國主義的種族征服性意識形態。從馬戛爾尼一回國，以武力教訓中國的聲音就開始在歐洲響起。馬戛爾尼的出使使歐洲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如果不用武力，就無法打開中國的大門。因為禮貌和溝通對中國人來說不起任何作用。既然把中國人定義為半野蠻人，那就意味著中國需要用西方的炮火之光加以照亮。雖然并不主張馬上武力攻打中國，但馬戛爾尼也認為中國政府是應該被推翻的。馬戛爾尼認為：“如果中國現政府由一個會保證其居民財產安全的政府所取代，那么亞洲農民和工匠的技術與進取心以及亞洲商人的商業敏感就會激勵起來。從隨之而來的財富增長中，歐洲貿易將會獲益，世界將會在互惠的商業中聯合起來。”

這種進步主義神話為后來的鴉片戰爭準備了思想武器。德昆西在《1840年中英鴉片問題》中為鴉片戰爭所作的辯護是一種極為典型的說辭，他說，國家沖突可以以和平的方式解決，但是，那只是在文明國家之間。而中國是個邪惡的、半野蠻的東方帝國，不用武力征服，就無法使頑固僵化的中國人開化。他強詞奪理地說：“（鴉片戰爭）標志著文明推進的進程，知識與科學之光將穿透陰霾，照亮地球上這片最暗的地方。”

持有這種觀點的當然并非德昆西一人。衛三畏也說，中國人的頑固態度除了武力之外無法打破。中國人“在同外國人的一切來往中，保持著一種傲慢的、不公平的和輕視的態度，這種態度使得外國人除掉從中國海岸撤退或者屈服外，別無其他辦法，而這種屈服是那些稍有獨立地位的人所無法忍受的”。“這種妄自尊大的想法，以及對于這種想法確實自以為是的印象，是他們周圍的一道高墻。這道高墻比北京以北的萬里長城還要高些。武力似乎是這道障壁的唯一有效的摧毀者。”“從這個觀點來看，這個戰爭（鴉片戰爭）可以說是必要的，它迫使中國政府以平等地位來對待西方國家。”（《外國資產階級是怎么看待中國歷史的》）

而丹涅特則直接認為，正是乾隆皇帝強迫馬戛爾尼叩頭導致了后來的鴉片戰爭：“戰爭的原因是叩頭！——是中國妄自尊大的主張：它不要在相互平等的條件上，而要在君臣之間那種侮辱和卑賤的形式上維持和其余人類的商業交往。”（《外國資產階級是怎么看待中國歷史的》）

這當然是強盜邏輯。事實上，教訓中國的聲音之所以如此響亮，另一個更為重要的原因是馬戛爾尼對歐洲報告說，以武力教訓中國輕而易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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