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早期淵源無關“外部壓迫”
進一步上溯現(xiàn)代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思想理論與實踐淵源，我們更能清楚地看到將伊斯蘭極端主義、恐怖主義片面歸咎于“外部壓迫”的荒謬。瓦哈比派源出九世紀的罕百里教法學派，罕百里在世時，該派已經在帝國都城巴格達制造大規(guī)模群體性事件以逼迫哈里發(fā)屈服，后世弟子更是熱衷于在巴格達等中心城市采用社會騷亂、暴亂、乃至暴恐手段強制推廣自己的主張，一次次逼迫統(tǒng)治者退讓。[23]不少將伊斯蘭極端主義、恐怖主義片面歸咎于“外部壓迫”的學者也認為，“伊斯蘭國”極端主張和血腥做法的內核源出7世紀的哈瓦利吉派（kharijites）；[24]但無論是哈瓦利吉派誕生、活躍的7—10世紀，還是罕百里教法學派橫行巴格達的10世紀，阿拉伯帝國都在咄咄逼人對外擴張，不斷鯨吞蠶食基督、佛教、祆教（拜火教）、印度教世界領土，談不上有什么“外部壓迫”、“西方霸權”。
五、結束語
“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jù)，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毛澤東：《矛盾論》），這是唯物辯證法的基本原理；在現(xiàn)實生活中，自信且勇于自省、自我革新的民族和國家更能與時俱進，實現(xiàn)發(fā)展。一些阿拉伯和穆斯林國家社會上下普遍極度缺乏自省和自我革新意識，一味將自己的困境歸咎于西方國家的所謂“原罪”、猶太人的“陰謀”和他人的“誤解”，不少非穆斯林國家、非穆斯林精英也對這種拒絕自省和自我革新的意識推波助瀾，甚至將其設為不可觸碰的“政治正確”；這種狀態(tài)不改變，指望阿拉伯國家和其它穆斯林國家自我更新，走上全面進步坦途，實屬徒勞。在發(fā)展對外經貿和選擇外交戰(zhàn)略支點時，我們要冷峻、清醒地認識評估各國經濟社會穩(wěn)定發(fā)展基礎與前景。
對我國而言，我們擁有自己獨立的國家利益，且與阿拉伯伊斯蘭世界利益大面積不重疊；我們的文化傳統(tǒng)、意識形態(tài)與社會制度與阿拉伯伊斯蘭世界迥然不同；我們的綜合國力遠遠超過穆斯林國家總和；我們的社會發(fā)展水平遙遙領先于阿拉伯、穆斯林國家；我們從不強迫阿拉伯、穆斯林國家接受我們的看法和自我改革，但更不應該在觀察國際國內相關問題時讓這些國家盛行的、明顯違背事實的論調統(tǒng)治我們的智庫與媒體，拱手讓其禁錮我們的頭腦，甚至把這些論調奉為不可觸犯的“政治正確”。這樣做實質上等于意識形態(tài)太阿倒持，不僅會誤導我們的外經貿與外交戰(zhàn)略，而且將給中國國內社會穩(wěn)定、國家安全埋下不容忽視的顛覆性隱患，更不用說這樣做根本上就有悖國體。基督教西方和中國等東亞國家，在伊斯蘭原教旨教義中定位孰高孰低，我們無須大張旗鼓廣而告之，但應該時刻保持冷靜清醒的認識。
我們愿意與各穆斯林國家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開展平等互利的交往，按照平等互利、非宗教原則開展全方位經貿合作，這絕不意味著我們要接受他們的觀念。蘇聯(lián)對中國革命和中國工業(yè)化的幫助之大，任何國家都無法相比，特別是手把手培訓中國全面啟動工業(yè)化之功，在世界歷史上堪稱孤例；但我們面對蘇聯(lián)始終堅持獨立自主，為此不惜承受毀約、撤走專家、百萬蘇軍壓境乃至核威脅之壓力。1972年尼克松訪華之后，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在中國對外經濟政治戰(zhàn)略中的地位直線上升，西方國家是中國主要出口市場和絕大多數(shù)技術、管理知識來源，我國對西方市場的出口依存度多年來高到國內外許多觀察家感到“不安全”的地步，但我們從來沒有接受西方的意識形態(tài)，從來沒有停止對西方的批評抨擊。我們對蘇聯(lián)、對西方國家尚且如此，其它國家對中國的重要性遠遠不能與歷史上的蘇聯(lián)和西方國家相比，要求我們把他們的流行觀點奉為“政治正確”，不能不令人倍感荒謬。
何況我們不欠任何國家任何人情，任何國家給予我們的任何支持，我們都是付出了相應代價交換而來，我們從穆斯林、伊斯蘭國家進口的任何貨物都是支付了市場價格，資源出口國對銷售市場、制成品來源國的依存度遠遠高于工業(yè)化國家對原料來源的依存度，初級產品熊市期間尤其如此。我們觀察、研究伊斯蘭世界相關問題應從中國立場出發(fā)，而非從阿拉伯、伊斯蘭立場出發(fā)，這本應是不可偏離的基本原則，中國官方機構、特別是強力部門研究人員尤其應當時刻銘記。也只有時刻保持冷靜清醒認識，堅持上述基本原則，才能保證中國與各穆斯林、伊斯蘭國家的交往平等互利、可持續(xù)發(fā)展。
“中醫(yī)是封建主義醫(yī)學，西醫(yī)是資本主義醫(yī)學，巴甫洛夫醫(yī)學是社會主義醫(yī)學”；“中國設文化部、電影局，這是錯誤的，應當像蘇聯(lián)一樣設立電影部、文化局”；……諸如此類當初不乏人理直氣壯倡導的“流行”論調如今已成歷史笑柄，一些一度頗有人氣的西方“時尚”觀念正在淪為笑柄，我們不能制造新的、更加等而下之的笑柄，從而在歷史上留下無法消除的恥辱紀錄。
從中國到俄羅斯，從歐洲到北美，從印度次大陸到東南亞，……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恐怖主義、分裂主義“三股勢力”正在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qū)制造越來越嚴重的威脅；正是拉登、拉赫曼（Omar Abdel-Rahman）之流恐怖主義頭目和理論家率先將阿拉伯世界、伊斯蘭國家的問題統(tǒng)統(tǒng)歸咎于美國等西方國家的“霸權”、“壓迫”，并據(jù)此為濫殺無辜平民建立了宗教理論和“道義”基礎，我們就更需要防范本國部分輿論事實上淪為恐怖主義運動傳聲筒了。
（初稿2017.2.12，修訂2017.2.13，三稿2017.2.16，四稿2017.3.1，五稿2017.4.16，六稿2017.5.5，七稿2017.5.29，八稿2017.6.19，僅代表個人意見）
來源：愛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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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①]王鐵錚、林松業(yè)：《中東國家通史·沙特阿拉伯卷》，第68頁，商務印書館，2000年。
[②]謝赫·瓦利烏拉（Shah Wali-ullah，1703—1762年）是18世紀印度次大陸伊斯蘭教代表學者，其開創(chuàng)的瓦利烏拉學派是近代印度伊斯蘭教界最有影響的思想學派之一。其名字在中文書籍中譯法不同，有些中文書籍中譯作“烏拉赫”，如方金英《穆斯林激進主義：歷史與現(xiàn)實》第79頁譯作“夏·瓦里·烏拉赫”（時事出版社，2015年）；有的書籍中譯作“沙·瓦里·烏拉”；考慮到瓦利烏拉出身宗教神職世家，本人也是教法學家，指代高級神職人員的“謝赫”譯法比君主稱呼“沙”更合理，本文采用任繼愈總主編、金宜久主編《伊斯蘭教史》中的譯名（第395—397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
[③]在其《印度史》一書中，美國學者斯坦利·沃爾波特如此評價：“1818年之后，英國在印度只有一個軍事統(tǒng)治上的對手：旁遮普的年輕的錫克王國。”——【美】斯坦利·沃爾波特：《印度史》，第214頁，中國出版集團東方出版中心，2013年。
[④]梅新育：《大象之殤——從印度低烈度內戰(zhàn)看新興市場發(fā)展道路之爭》，第168—169頁，中國發(fā)展出版社，2015年。
[⑤]閻學通：《世界權力的轉移：政治領導與戰(zhàn)略競爭》，第九章“道義現(xiàn)實主義的崛起戰(zhàn)略”，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10月。
[⑥]mawali，菲利蒲·希提《阿拉伯通史》馬堅譯本將這個詞意譯為“貴族保護下的平民”。
[⑦]在其權威的《阿拉伯通史》一書第二十章“伍麥葉王朝的行政和社會情況”、第三十五章“伍麥葉王朝在西班牙的王國”中，美籍黎巴嫩裔學者菲利蒲·希提描述了阿拉伯帝國時期、西班牙伍麥葉王朝時期穆斯林社會中的這種階級分層和歧視。——【美】菲利蒲·希提：《阿拉伯通史（第十版）》（上），第212—216頁；《阿拉伯通史（第十版）》（下），第460—465頁；新世界出版社，2015年。
此外，正是由于阿拉伯帝國穆斯林社會中存在的這種歧視壓迫，被征服地區(qū)改宗的新穆斯林往往成為對政府最不滿的階層；又因為他們能夠接受軍事訓練而非穆斯林被剝奪軍事訓練機會，改宗的新穆斯林常常成為武力反抗現(xiàn)政權的主力。阿拉伯帝國阿拔斯王朝推翻伍麥葉王朝，憑借的就是波斯穆斯林武力；阿拉伯征服西班牙之后第一個世紀末期，城市中改宗的新穆斯林“穆瓦萊敦”（Muwalladun）群體就率先拿起武器反抗阿拉伯征服者的政權。
[⑧]在其《不顧諸神——現(xiàn)代印度的奇怪崛起》一書第六章“許多新月——分裂的南亞穆斯林”中，作者、英國《金融時報》駐印度記者愛德華·盧斯描述了穆斯林高種姓阿什拉夫對低種姓非阿什拉夫的歧視，猶如婆羅門之于賤民“達利特”（第157—158頁，中信出版集團，2007年版）。又，巴基斯坦獨立建國后由西巴主導，東巴人士感到受歧視、欺壓，最終孟加拉國獨立，深層次根源之一可能就是中亞、西亞征服者后裔多數(shù)在西巴基斯坦，東巴基斯坦穆斯林多數(shù)源于孟加拉素丹國（1336—1576年）統(tǒng)治期間改宗伊斯蘭教的低種姓印度教徒；就如同歷史上波斯穆斯林支持阿拔斯王朝推翻伍麥葉王朝、西班牙改宗的新穆斯林“穆瓦萊敦”（Muwalladun）群體率先起義反抗阿拉伯征服者一樣。
[⑨]莫臥兒帝國德干副王尼扎姆主力被馬拉地人擊敗后，納迪爾沙趁火打劫于1738年末入侵，很快占領莫臥兒帝國都城德里；招徠艾哈邁德沙入侵的是莫臥兒宮廷中的正統(tǒng)穆斯林勢力，當時已成伊斯蘭教學者權威的謝赫·瓦利烏拉（Shah Wali-ullah，1703—1762年）致函此前已經一再入侵、擄掠、屠戮旁遮普等地的艾哈邁德沙，請求阿富汗把德里從“印度教徒統(tǒng)治（Hindu Raj）”下“拯救”出來，原因是莫臥兒帝國始終未能從1739年波斯人入侵重創(chuàng)和后來的內戰(zhàn)中恢復過來，莫臥兒君主需要依靠馬拉地軍隊支持才能統(tǒng)治德里。納迪爾沙占領德里后縱兵燒殺劫掠長達59天，日軍制造的南京大屠殺延續(xù)時間則約為六周。奧朗則布極盛時期莫臥兒帝國田賦歲入3.3億盧比，等于同時期歐陸第一大國法國“太陽王”路易十四財政收入10倍以上；1757年普拉西戰(zhàn)役后，勝利者英國東印度公司榨取的戰(zhàn)爭賠款總額是1000萬盧比；相比之下，1739年納迪爾沙入侵印度劫走財富價值約7億盧比，超過奧朗則布極盛時期莫臥兒帝國田賦收入的兩倍，按照我在《大象之殤——從印度低烈度內戰(zhàn)看新興市場發(fā)展道路之爭》一書中的折算，這個金額約等于1990年代的490億美元以上。艾哈邁德沙先后入侵印度10多次，其中第四次入侵時洗劫德里和馬圖拉，運回阿富汗的財富多達2.2億盧比。
[⑩]方金英：《穆斯林激進主義：歷史與現(xiàn)實》，第165頁，時事出版社，2015年。
[11]我認為，需要明確，“穆斯林國家”與“伊斯蘭國家”是兩個不完全重疊的概念。“穆斯林國家”指的是穆斯林占人口多數(shù)、掌握政權的國家，但其司法、行政等制度未必以伊斯蘭教法為基礎，而不乏世俗政體國家，如獨立初期的巴基斯坦和馬來西亞、納賽爾革命后至今的埃及，等等；“伊斯蘭國家”則是指司法、行政等制度以伊斯蘭教法為基礎的國家，穆斯林在這類國家掌握統(tǒng)治權但未必占人口多數(shù)，如征服敘利亞、美索不達米亞、波斯、中亞等地區(qū)最初數(shù)百年的阿拉伯帝國，南亞次大陸各穆斯林王朝，等等。
[12]方金英：《穆斯林激進主義：歷史與現(xiàn)實》，第294頁，時事出版社，2015年。
[13]方金英：《穆斯林激進主義：歷史與現(xiàn)實》，第192—193頁，時事出版社，2015年。
[14]方金英：《穆斯林激進主義：歷史與現(xiàn)實》，第213頁，時事出版社，2015年。
[15]方金英：《穆斯林激進主義：歷史與現(xiàn)實》，第314頁，時事出版社，2015年。
[16]王鐵錚、林松業(yè)：《中東國家通史·沙特阿拉伯卷》，第210—212頁，商務印書館，2000年。
[17]王鐵錚、林松業(yè)：《中東國家通史·沙特阿拉伯卷》，第237頁，商務印書館，2000年。
[18]方金英：《穆斯林激進主義：歷史與現(xiàn)實》，第356頁，時事出版社，2015年。
[19]方金英：《穆斯林激進主義：歷史與現(xiàn)實》，第282頁，時事出版社，2015年。
[20]方金英：《穆斯林激進主義：歷史與現(xiàn)實》，第288—290頁，時事出版社，2015年。
[21]方金英：《穆斯林激進主義：歷史與現(xiàn)實》，第202頁，時事出版社，2015年。
[22]方金英：《穆斯林激進主義：歷史與現(xiàn)實》，第288—290頁，時事出版社，2015年。
[23]方金英：《穆斯林激進主義：歷史與現(xiàn)實》，第85、251頁，時事出版社，2015年。
[24]哈瓦利吉派（kharijites）又譯“哈列哲派”，其名稱意為“退出同盟者”。當時的哈瓦利吉派一支領袖納菲·伊本·阿扎里加（？—684年）堅持以下原則：哈瓦利吉派以外的穆斯林均屬外道，如不按哈瓦利吉派的主張重新舉行入教儀式作信仰表白，不論男女老幼，均應殺戮。該派一度控制過波斯的克爾曼、法里斯和東方各省，與伍麥葉王朝對抗。
[25]根據(jù)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經濟展望（2017年4月號）》統(tǒng)計（第177頁），2016年，中國實際GDP占全球17.8%，中東北非、阿富汗、巴基斯坦合計占7.6%，其中中東北非占6.7%；中國貨物服務出口占全球10.7%，中東北非、阿富汗、巴基斯坦合計占5.2%，其中中東北非占5.0%。考慮到中國貨物出口絕大多數(shù)為制成品，制成品出口中又以機電產品為主，中東北非、阿富汗、巴基斯坦出口則主要是石油天然氣等礦產和其它初級產品，雙方出口商品結構、產業(yè)結構的差距更大。
參考文獻：
1. 任繼愈總主編、金宜久主編：《伊斯蘭教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
2. 王鐵錚、林松業(yè)：《中東國家通史·沙特阿拉伯卷》，商務印書館，2000年；
3. 方金英：《穆斯林激進主義：歷史與現(xiàn)實》，時事出版社，2015年；
4. 梅新育：《大象之殤——從印度低烈度內戰(zhàn)看新興市場發(fā)展道路之爭》，中國發(fā)展出版社，2015年；
5. 【美】斯坦利·沃爾波特：《印度史》，中國出版集團東方出版中心，2013年；
6. 【美】菲利蒲·希提：《阿拉伯通史（第十版）》（馬堅譯），商務印書館，2015年；
7. 《古蘭經》；
8. 《布哈里圣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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