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郡設立
從公元前109年秋到公元前108年夏的中朝戰爭最終以漢朝勝利而告終。
戰后，漢廷封朝鮮降將參、韓陰、王唊等人為侯，卻追究了荀、楊二人之責。左將軍荀彘因爭功相嫉而誤大事，斬首棄市。樓船將軍楊仆不等合軍，孤軍冒進，以致潰敗，死傷甚多，從死罪贖為平民。
至此，這場滅國之戰就出現了戲劇性的一幕。武帝重懲漢將，卻大封降臣。立場極鮮明的對本朝和朝鮮官員的區別對待，反映出武帝對于民族懷柔政策的理解，也為其下一步的郡縣統治鋪平道路。
衛氏朝鮮從建立到滅亡，歷經三代，終因勢力膨脹不受漢廷制約而招致武帝興兵，使漢帝國對朝鮮半島北部的經略政策由分封轉為郡縣。
就朝鮮半島北部而言，彼時已經處于衛氏朝鮮的統治之下，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都有所發展，具備了西漢王朝實行郡縣制的條件，“故遂定朝鮮為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將帝國的東北疆界推至朝鮮半島中、北部，東至日本海、南抵首爾以北一帶。
但是，與蒼海郡短暫設立同出一轍，在帝國邊陲經營如此四郡需要耗費極大的人力、物力。四郡設立后的第二十七年，漢昭帝因國策調整和朝鮮土著的反抗，將四郡整合為樂浪、玄菟二郡。但是漢廷依舊保持對朝鮮北部的有效統治。
很有意思的是，漢廷對于朝鮮半島的治理并非單純的“以夷制夷”，四郡所設之官員多為漢人或土著漢人，典型代表就是那位治黃河有名的王景。他本為樂浪土著漢人，其所在的王氏家族更是當地顯赫的世家大族。
終漢一世、乃至魏晉，朝鮮半島雖偶有波動，但一直沒有對遼東地區、中央王朝構成實質威脅，與此深有關聯。
一勞永逸與養狗遺患
由涉何事件而引起的中朝戰爭在當時乃至后世都引起了諸多爭議和深遠影響。
司馬遷認為是“涉何誣功，為兵發首”，以一種比較中肯的態度評論此事。而班固在《漢書》里將朝鮮與南粵、西南夷并說，認為“三方之開，皆自好事之臣……朝鮮由涉何。遭世富盛，動能成功，然已勤矣”。平定朝鮮只是涉何這種“好事”之臣的慫恿，恰逢國富民強才能成功，但也導致了勞民傷財、國力虛耗。班固對此是持否定態度。
然而，漢武帝會僅僅因為涉何事件而發動一場滅國之戰嗎？劉向的兒子劉歆就給出了答案：
孝武帝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眾，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高（鬲）婼羌，裂匈奴之右臂。
漢代，由于匈奴的日益強大以及對漢帝國的南侵，朝鮮的地理位置與政治態度已成為漢帝國的一個肘腋之患。武帝時期，匈奴的國境東抵遼河，與朝鮮相近。若匈奴與朝鮮聯手，矛頭皆指向漢帝國，后果將非常嚴重。
再加上，衛氏朝鮮不斷逐步擴張，自高后時期至武帝元封年間，朝鮮不僅沒有向漢廷朝貢，還阻止其他部族政權取道朝鮮入貢漢廷。其作為一個名副其實的獨立國家，對漢朝遼東郡、齊地虎視眈眈。
因此，漢朝采取果斷措施，勸降不成即出兵東征，一舉將其直轄，并由此剔除了匈奴左臂，保證了帝國東北邊疆的穩定，并以此輻射日本列島，最終完成了東亞地區的帝國秩序。
朝鮮半島的漢四郡
涉何事件，只是漢廷實施東亞戰略下可因勢利導的借口。若用今天流行的價值評述，由涉何事件開端的中朝戰爭，可謂不義之戰。但是，歷史上的功過并不能這么簡單的來看待。
若論功過，滅朝之戰還有一件值得玩味的事。在戰爭中，漢廷前線前后五位指揮官，死了三位特使、一位將軍，僅剩的那位將軍也是僥幸免死、贖為平民，并且還都不是敵方造成。
一場成功的滅國之戰，不僅沒有功臣反而非死即廢，此種現象在中外戰爭史都是極其罕見的。然而，表象背后卻是耐人尋味。
因為漢廷認為憑借強盛的國力和席卷東亞的漢軍戰力本可以輕松取勝，但戰爭卻一波三折、死傷眾多，這本身才是最大的過，談何有功？簡直高調極了。
單個人是判了過，而群體是得到了功。清代史學家趙翼批評了班固一概抹煞平定朝鮮的功績，他認為漢廷的滅朝之戰和四郡設立，是漢文化擴張的重要步驟。
不過這種赫赫武功，既成了后世有為之君的一種情懷，也成了一種心病。比如隋唐時期對于高句麗的征伐。
一旦內陸出現一個統一的中原王朝，統治區域可輻達東北平原，那么朝鮮半島所具備的戰略地位促使中原王朝不得不有所作為。
縱觀歷史長河，漢唐文化擴張到西北太平洋（主要是日本列島）是以朝鮮半島為基地，來自東方海洋的威脅（如日本的幾次侵華戰爭）都是以此地作為深入大陸的跳板。漢廷于此半島的作為，開后世朝鮮經略之先河，無法回避且時讀時新。
華夏民族在半島上的最后一場戰爭，付出幾十萬人死傷之后，并沒有拿到如漢代那樣的實利。反而在養狗遺患，促成了千年來最大的不穩定。
時至今日，半島問題已經不是簡單的國力問題，更準確的說國力問題已不在主因，更主要的是世界潮流與認清局勢。
文/云翳 來源：文史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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