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懷與補貼

熱烈的輿論，最終指向的都是國家財政補貼。

這一波芯片呼吁中，很大一部分是業內人士，這中間，有真誠的情懷。科學家、理工科知識分子往往都有這種情懷。隨著社會化分工與科學的進步，科學涉及到的資金越來越多，需要國家提供巨額支持，某種程度上，這使得理工科知識分子更加傾向國家主義，呼喚國家投資。

不過，還有很多情懷背后，是對補貼的貪婪。面對任何“為了國家利益”的話語，都要把國家這個詞拆分為更多、更細、更具體的概念，因為只有這樣，才能看清被國家二字所掩蓋的事實與真相。國家去高端產業賺錢，這句話并不精確，實際上，不是國家，而是芯片行業、行業精英賺到更多的錢，而老百姓為此做前期的風險投資。

不難發現一個現象，市場中的企業家一般不會有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而基于財政預算的，則會顯示出家國情懷，甚至通過公關定位，給自己加上意識形態色彩。這相當于在意識形態上“大到不能倒”。

但是，無論哪種情懷都忽略了出錢的主體：老百姓。

所謂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除了熱血沸騰的情懷，在現代意義下，這個話的意思是說，國家的任何決策，公民都必須承擔起代價。國家要打仗，你就要失去自己的兒子或者孫子，國家要投資芯片，你就要多交200塊的稅，或者少200塊的醫療。當然，這個數字并不多，但是要花錢的地方卻不只這一項，教育、醫療、國防、基礎設施建設、扶貧、舊房改造。

1970年，贊比亞修女Mary Jucunda 給NASA的Ernst Stuhlinger博士寫了一封信，信中修女問：目前地球上還有這么多小孩子吃不上飯，他怎么能舍得為遠在火星的項目花費數十億美元？Ernst Stuhlinger博士回了一封后來被命名為《為什么要探索宇宙》的信，耐心解釋。

一艘火星飛船能讓多少孩子吃飽，一塊芯片能救多少個白血病孩子，這樣的問題，應該問，必須問。正是這樣的問題，才能遏制國家主義、盲目探索世界的情懷。然而，一個美國人能為自己國家的預算向一個非洲修女耐心的解釋，但現在，情懷似乎要壓倒一切。

這種情緒化的輿論推動的公共預算，并不是國家之福。少數人喊出的國家利益、星辰大海，并不能壓倒科學、審慎的多方討論與權衡。更何況，正如前面所說，目前很多概念都是故弄玄虛夸大之詞。

文/劉遠舉 來源：英國《金融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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