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一”事件與珍珠港事件一樣都是沒有預警的突然襲擊。兩個事件凸現出情報工作的重要性。珍珠港事件前，美國沒有一個統一的情報收集系統。羅斯福總統曾抱怨送到他辦公桌上的情報漫無頭緒，不知所云。珍珠港事件的一個直接后果便是成立“戰略服務處（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或簡稱OSS）”，負責整合美國的情報收集工作。1947年7月，OSS變成了CIA（the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即大名鼎鼎的“中央情報局”。
既然叫“情報局”，其基本職能就應該是收集、整理、分析、評估各方情報。但中央情報局在這方面的表現似乎差強人意。遠的不說，它事先對洛克比空難、1993年的紐約世貿大廈爆炸案、美國駐肯尼亞和坦桑尼亞大使館爆炸案、美軍艦在亞丁港的爆炸案就毫不知情。“九一一”事件更被一些美國人稱之為“情報工作的重大失誤”。為什么中央情報局會表現得如此糟糕呢？英國刊物《國務新人》（New Statesman）的年輕女編輯桑德絲（FrancesStonorSaunders）提出了一個有趣的解釋：也許它在忙些別的事。
那么中央情報局到底在忙些什么呢？
眾所周知，它曾經多次幫助推翻民選政府、扶持軍人政權：希臘的新法西斯（1949年）、伊朗的極右王朝（1953年）、危地馬拉的殺人政府（1954年）、黎巴嫩的長槍黨（1959年）、印度尼西亞的蘇哈托軍人政權（1965年）、智利的皮諾切特軍人政權（1971年）、南非的種族隔離政權（最近有材料揭露，正是中央情報局將曼德拉交給南非警察當局拘禁）……身后都有中央情報局的影子。就連讓美國人恨得牙癢癢的本?拉登也是中央情報局一手拉扯大的。如果要將中央情報局在這方面的“戰績”一一列舉，清單會很長。它的確夠忙的。
除此之外，中央情報局還在忙另一些見不得人的事。桑德絲對此也許比誰都清楚，因為她經過數年研究剛剛出版了一本長達五百頁的新書《文化冷戰：中央情報局與文學藝術》（以下簡稱《文化冷戰》）。任何人看完此書大概都會得出一個結論：中央情報局實際上就是美國的隱性“宣傳部”。對此結論，冷戰設計者之一喬治?坎南（George Kennan）并不諱言，不過他情愿用個好聽一點的詞“文化部”。他說：“美國沒有個文化部，中央情報局有責任來填補這個空缺。”
美國表面上反對搞宣傳，實際上搞起宣傳來比誰都更重視、更在行、更不擇手段。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1950年7月10日的指示對“宣傳”做出了如下定義：“有組織地運用新聞、辯解和呼吁等方式散布信息或某種教義，以影響特定人群的思想和行為。”對外，宣傳是心理戰的一部分，而心理戰的定義是“一個國家有計劃地運用宣傳和其他非戰斗活動傳播思想和信息，以影響其他國家人民的觀點、態度、情緒和行為，使之有利于本國目標的實 現”。簡而言之，宣傳和心理戰的目的是為了爭奪人的心與腦，其重要性“與空軍一樣不可或缺”。
美國搞宣傳的最大特點是“看不見”。精通此道的心理戰專家克羅斯曼（RichardCrossman）說得很清楚，“上乘的宣傳看起來要好像從未進行過一樣”。最好的宣傳應該能“讓被宣傳的對象沿著你所希望的方向行進，而他們卻認為是自己在選擇方向”。只要能做到這一點，喬治?坎南認為“必要的謊言（necessary lie）”和欺騙都是允許的。
《文化冷戰》講的是在1947至1967年間的故事，其場景設在美國和歐洲，主角是一個叫做“文化自由大會（the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的組織。“文化自由大會”成立于1950年，在其鼎盛時期，它在35個國家設有分支機構（包括“文化自由美國委員會”），雇有幾十位全職工作人員，擁有自己的新聞社，出版20多 種顯赫刊物，經常舉辦藝術展覽，組織高規格的國際會議，并為音樂家、藝術家頒獎。表面看來，“文化自由大會”是一個爭取文化自由的組織；實際上它不過是個沒有什么自由的傀儡；其幕后操縱者正是中央情報局。通過梳理美國政府的解密文件、私人檔案材料和對當事人的采訪記錄，桑德絲以縝密的方式證明了這一點。
不過，此書真正引人入勝的地方并不在于證明中央情報局的幕后角色，而在于它揭示了美式宣傳機器特有的運作方式。
中央情報局宣傳的目的有二：一方面是反共，一方面是樹立美國的正面形象。前一個目的比較好理解，畢竟當時是冷戰時期。為什么樹立美國正面形象也那么重要呢？原來，當時在歐洲人心目中，美國只是一個經濟上的暴發戶，完全沒有文化底蘊。另外，美國對黑人的種族歧視也在歐洲引起普遍反感。為了維護自己的霸權地位， 光有錢、有堅船利炮是不夠的，還得樹立文明、正義的形象。在世界范圍內宣揚美國價值觀和美國生活方式因此變成美國對外宣傳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目的是在外國培養出一批以美國是非為是非的知識精英，再通過他們去影響本國的公共輿論和政策制定。
眾所周知，長期以來，美國對中國的宣傳重點是放在所謂“自由派”知識分子身上的。一般人可能會認為，中央情報局在世界其他地方一定也會把工作重點放在右翼人士身上。其實不然，中央情報局很會審時度勢。在戰后歐洲，它真正下功夫的對象是有幻滅感、挫折感的非共左翼知識分子，尤其是那些一度加入共產主義運動的 人，如法國作家馬爾羅，法國社會理論家阿隆，匈牙利裔英籍作家庫斯特勒，意大利作家斯隆，英國詩人、批評家史班德，美國哲學家胡克，美國作家麥克唐納，美國政論家克里斯托等。
中央情報局之所以做出這樣的選擇是經過深思熟慮的。由于在“二戰”期間與納粹合流，歐洲的右派們在戰后聲名狼藉，與他們合作搞宣傳效 果只會適得其反。與共產主義抗衡，最有效的辦法莫過于讓那些從共產主義陣營脫隊出來的知名人士現身說法。用與中央情報局過從密切的歷史學家小施萊辛格的話來說，這些人是“抵御極權主義的最佳屏障”。在國外，中央情報局主要依靠當地的知識精英，這樣做有利于掩蓋美國的黑手，制造出一切源于本地的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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