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西方世界的戰略選擇： 外部政策與內部政策
那么，西方國家會如何應對族群宗教多樣性提高帶來的結構性困境呢?
其實，在歷史上，西方國家在處理類似問題上有過非常成功的經驗。美國過去一直被稱為“大熔爐”，意指具有不同族群宗教背景的移民抵達美國以后，基本上都能融入美利堅合眾國這個政治共同體，成為美國社會的一分子，并能形成強烈的國家認同和公民身份認同。盡管如此，這個大熔爐實際上是有條件的，那就是最初的定居者主要是來自英國的新教移民，后來則主要是來自西歐白人族裔的基督教移民，再后來才是來自東歐白人族裔移民。美國的這種移民來源結構一直維持到了19 世紀末。
19 世紀晚期，美國移民政治的一個重要事件，是華裔勞工增加引起了美國國內社會的反彈，最終導致1882 年“排華法案”的通過。作為中國學者，我們對此當然非常不滿。但排華法案的出現本身卻有著特定的政治邏輯。該項法案的提出原因，是有議員認為華人勞工很難被同化，而這對美國社會來說可能是一個威脅。所以，有議員主張： “門必須被關上。”跟今天相比，那個時代的美國政治家和立法者要現實主義得多，也更少講究后來意義上的政治正確。
1882 年以后，盡管美國移民政策經歷過或松或緊的不同時期，但直到1965 年新的移民法案被通過之前，他們一度長期實施族裔或國籍來源地配額制政策，即根據當時美國人口的族裔比例構成來決定相應族裔或國籍來源地的移民配額數量。以今天的標準來看，這一移民政策更保守主義、更現實主義、更民族主義，也不講究后來的“政治正確”原則。
法國政治社會學者米歇爾?韋耶維歐卡（Michel Wieviorka） 研究了近現代歐洲多族群國家進行國家構建和政治整合的經驗后認為，它們主要借助三個途徑進行了成功的民族整合： 一是充分發展工業化和工業社會，二是建立一個平等主義的國家，三是塑造民族認同。但這種整合主要針對的是歐洲內部不同白人族裔的基督教人口。當然，這種國家構建與民族整合不是沒有產生歷史遺留問題，比如英國的蘇格蘭問題、北愛爾蘭問題，西班牙的巴斯克問題、加泰羅尼亞問題等，都是這種國家構建和民族整合不充分的產物，至今對這些國家來說仍然是政治上的沉重包袱。
然而，今天西方世界的絕大多數移民不再是來自歐洲或西方世界的內部，他們的主體不再是白人族裔的基督教群體。面對這樣的人口結構巨變，西方世界究竟應該選擇何種應對的戰略呢?分析可能的戰略，首先需要分析它們的約束條件。西方國家面臨著兩種主要的約束條件： 一種是結構性的，一種是制度性的。
兩個主要的結構性約束條件是全球化與人口趨勢。對西方國家來說，20世紀80年代以來加速的全球化幾乎不可逆轉，全球貿易、投資與人口流動等指標是經濟全球化的重要體現。在可預見的將來，全球化的基本趨勢不僅會繼續維持，而且可能還會繼續深化。從人口結構來看，西方國家目前人口結構的族群宗教異質性程度已經大幅提高。在可預見的未來，移民作為一個全球現象，其驅動力尚未衰竭，而西方社會內部白人族裔生育率的顯著降低和少數族裔擁有相對更高的生育率，也是一個基本事實。
西方國家還面臨著幾種主要的制度性約束條件。首先，西方國家是自由民主政體。這意味著合法移民不僅跟其他公民擁有同樣的政治平等和自由權利，而且他們一樣可以進行政治參與和政治競爭，亦可借助政治動員、政治抗爭等手段發揮更大影響力。其次，歐美社會基本都實行福利國家政策。這既是它們吸引移民遷入的直接誘因之一，也導致了移民會增加社會福利成本。最后，歐美國家民主運作以選舉政治和政黨政治為主要平臺，而移民既有可能成為重要政治議題，又可能成為重構政治格局的重要力量。比如，美國民主黨在移民議題上通常立場溫和，原因在于獲得投票權的移民往往是民主黨的支持者。
一般而言，今天西方國家可能的戰略選擇，不得不考慮上述諸種約束性條件。但不能排除一種可能性，即成功的戰略選擇或正確的解決方案需要突破上述諸種約束性條件的限制。這里的問題更為復雜。
基于上述分析，目前西方國家在外部政策上，很可能會從人口流動的過度全球化轉向更民族主義和現實主義的立場。實際上，包括英國、美國等主要國家已經發生這種政策調整或轉向。具體而言，可能的政策選項包括保衛邊境、收緊移民政策以及強化移民歸化。“保衛我們的邊境”，正是唐納德?特朗普的政治口號，他強調的是強化物理邊境管理與法律邊境管理。英國則強調，要強化邊境管理問題上的國家主權。在收緊移民政策上，西方國家可能的做法包括限制移民數量，提高移民條件，控制特定國家、地區或宗教的移民入境，反思與檢討公民入籍政策等。此外，強化移民歸化也可能是重要的政策選項，包括在移民過程中對歸化入籍政策與流程的重新評估，提高歸化入籍的條件，等等。
西方國家在內部政策上，很可能會從“自由的”文化多元主義轉向更強調基督教傳統的、更保守主義的、更民族主義的政策。實際上，這里面臨著一個“西方如何保衛西方”的問題。上文曾提及，塞繆爾?亨廷頓2004 年就斷言，如果不能捍衛盎格魯-新教文化在美國政治中的主導地位，美國將可能衰落或瓦解。具體來說，這種政策的可能做法包括： 捍衛西方文明的主流價值，捍衛希臘-羅馬文明與基督教這兩大西方主要文化傳統，捍衛自由、民主、法治與人權的基本觀念； 加強政治同化政策，在制度與政策上強調對少數族裔的政治同化，反對無限制的文化多元主義和道德相對主義； 抑制少數族群宗教文化的擴張，包括防止異質文化在宗教建筑、標示物展示、學校教育、語言教育、居民聚居區等領域的滲透； 遏制極端主義，抑制反西方的、不寬容的極端主義思想的傳播，等等。
當然，上述討論是本文根據理論邏輯對西方國家可能采用的戰略選擇或政策組合的一種猜想。這些戰略選擇或政策組合至少可以緩解西方國家目前的結構性困境，或者可以為它們最終解決族群宗教多樣性的挑戰贏得時間和空間。當然，這些可能戰略選擇或政策組合能否成為西方國家的實際決策，取決于不同國家的政治形勢。在某些國家，其政黨體制與國內政治力量使它們更有可能采取這樣的有效對策； 在另外一些國家，其政黨體制與國內政治力量未必能夠使它們采取這樣的有效對策。
2017 年10 月7 日，歐洲網絡媒體上突然出現了一篇由13位重量級保守主義歐洲知識分子簽署的《巴黎聲明： 一個我們可以信靠的歐洲》（The Paris Statement： A Europe We Can Believe In）。這份聲明強調，“我們正在失去家園”，“我們必須保衛真歐洲”，強調歐洲文明的古典傳統與基督教傳統，主張抵制過度的文化多元主義等。如果分析這一文本，就會發現這些知識分子的基本關注點，跟本文的議題是一致的； 他們主張的策略選擇，跟本文的分析也是一致的。其實，筆者在2017 年5 月的一場演講中已明確提到“西方如何保衛西方”的問題，這個關鍵的議題幾個月之后出現在《巴黎聲明》中。
由此，也就容易理解為什么一些國家的主流中右政黨會更趨向于保守化，或者為什么它們會在移民、邊境、族群、宗教議題上選擇“向右轉”，也就容易理解為什么一些國家會出現右翼或極右翼政治力量的快速崛起。一個合乎邏輯的擔憂是，對今日西方國家來說，如果溫和右翼政治力量不能克服族群宗教多樣性提高帶來的難題，那么就不能排除極右翼力量會在部分西方國家繼續崛起。
面對這樣的結構性困境，不少國家的傳統主流政黨似乎難以采取有效行動，主要原因是這些政黨被既有的政治立場與選票陣營束縛住了。因為一旦它們脫離原有的政治立場或“向右轉”，就容易失去原先主流選民的支持。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傳統主流政黨在移民、邊境、族群、宗教政策上能夠快速轉向右翼政策的國家——美國和英國——都有一個共同點，即它們的選舉制度是簡單多數決定制的，它們的政黨體制是兩黨主導的； 相反，越是帶有比例代表制色彩的國家、越是多黨制的國家，其主流政黨越容易受到原先選民陣營和政治立場的束縛。因此，當傳統中右主流政黨無法繼續右轉時，這樣的國家就容易有新的右翼或極右翼政黨崛起。這就解釋了法國和德國最近幾年政黨政治的重構。
實際上，最近幾年主要西方國家右翼政黨的政治綱領，也佐證了這種內外政策上的轉向。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作為共和黨人，在政治綱領上更強調美國優先、保衛邊境、限制部分伊斯蘭國家移民等。英國首相特蕾莎?梅（Theresa May）作為英國保守黨人，支持推進脫歐，而脫歐意味著恢復英國對邊界和移民政策的實質性控制權。法國國民陣線領導人瑪麗娜?勒龐明確反對移民，她富有煽動性地聲明，移民不過是對法國人口的“有組織的替代”。她同樣反對歐盟，主張從歐盟手中奪回法國的邊境控制權。新崛起的德國新選擇黨把移民和難民都視為“入侵者”，該黨呼吁整個德國應該反對“外國人的入侵”。奧地利右翼政黨自由黨則主張，要盡快終結歐洲的伊斯蘭化進程。所有這些歐美重要政治家或重要政黨的主張，都跟本文對西方國家結構性困境的分析是吻合的。
五、結論： 西方政治可能的前景
從美國到歐洲，西方國家已經出現了某種政治新現實。國內社會政治分歧增加、右翼或極右翼政治力量崛起以及傳統政黨體制遭到沖擊的背后，主要原因是人口結構的巨變和族群宗教多樣性的上升。對于部分異質性程度很高、不認同西方主流價值觀和政治秩序的移民群體而言，西方自由民主政體能否有效地包容這種多樣性，是一個嚴峻的挑戰。
實際上，大規模移民進入以后，西方自由民主國家與異質性程度較高的移民群體之間，存在著一種政治上的不對稱結構。原本存在于接收國與移民之間隱含的政治契約，在現實政治中對新移民群體并無約束力可言。那么，對如今的西方國家來說，在諸多約束性條件之下，它們能否以有效的內外政策來應對這種政治新現實呢? 這就是一個問題。
總體上，目前西方國家更有可能采取“向右轉”的戰略來應對這種結構性困境。在外部政策上，西方國家的人口流動政策將更有可能從過度的全球化轉向保守主義、民族主義和現實主義；在內部政策上，西方國家的族群宗教政策將更有可能從“自由的”文化多元主義轉向更民族主義和保守主義的立場。當然，一個特定國家是否能夠采用這樣的戰略選擇或政策組合，取決于很多實際的政治條件。
基于以上分析，考慮到族群宗教多元主義與西方自由民主政體之間存在的結構性困境，西方世界的政治究竟會展現一種怎樣的前景呢? 有人相對樂觀，有人則相對悲觀。從較為樂觀的視角看，過去二三百年的歷史進程揭示，西方民主政體的制度模式展示出了包容變化的能力和相當大的制度彈性。在各種可能的沖擊之下，西方政治通常會經歷一個結構性的調整過程，通過結構性調整來為應對這種內部挑戰或外部沖擊提供解決方案。如果借鑒英國歷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Arnold Toynbee，1889—1975）的視角，即用挑戰與應戰的關系來解讀一種文明模式可能的變遷與進化，那么，這就可能是一個相對樂觀的過程。
但問題在于，如今西方世界面臨的結構性挑戰，特別是國內社會族群宗教多樣性的大幅提高，是否已經突破了西方民主政體的制度框架所能包容的限度? 換句話說，如果應對族群宗教多樣性帶來的挑戰，其政治解決方案需要突破目前西方自由民主政體的制度框架，那么這種政體模式就不得不做出某種實質性的調整，甚至不排除會損傷自由民主政體的制度框架。必須承認，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所以，公允地說，面對族群宗教多元主義興起的挑戰，西方民主政體的前景究竟會怎樣，我們只能拭目以待。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事實是，西方世界并非鐵板一塊，而是存在著豐富的多樣性。就國別而言，西方政治版圖上那些移民比例相對較低、移民的族群宗教背景跟原先主導族群差異性較低、移民的政治同化較為成功的國家，未來就更容易應對這方面的問題，由族群宗教多樣性帶來的政治分歧和政治沖突也更為可控，它們大致上能夠更成功地應對族群宗教多樣主義帶來的挑戰。但如果是相反的情形，由族群宗教多樣性帶來的政治分歧和政治沖突就更難以控制，這些國家就更容易陷入族群宗教多元主義與自由民主政體之間的結構性困境。
在可預見的將來，西方國家很可能會因為應對族群宗教多元主義挑戰的能力不同，而產生新的政治分化。有的國家會走向新生，而有的國家則面臨著一個更加不確定的未來。對于每一個西方主要國家來說，它們究竟會面臨一種怎樣的政治命運，恐怕只有時間才能做出最終的回答。
文/包剛升 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副教授，原刊于《政治學研究》2018年第3期，注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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