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耗與美國的馬歇爾計劃

盡管鑒于特殊的歷史背景，蘇聯正在積聚的道路上痛苦和殘酷的前行，但對于在經濟上支配世界的美國來說，它所面臨的卻不是如何滿足工業化的要求來進行積聚的問題，而它所迫切需要的工作是如何把因為自身發達和強大的工業化所產生的巨大的能量不求回報的消耗掉的問題。否則，按照巴塔耶的理論，隨著美國的能量的持續積累，現有的維持美國乃至世界的那個系統將會隨時崩潰。

而崩潰的最直接的也是可能的方式就是戰爭。當然，戰爭的威脅不僅來自美國，蘇聯的無限的積聚也遲早要達到自己的限度，一旦到了那個時候，它同樣隨時也有可能發動戰爭。可對美國來說，這個威脅更大，也更迫切，因為它已經處在能量積累的限度的邊緣，毫無疑問，美國的經濟是有史以來所能達到的最大的聚集。巴塔耶指出，“從一種根本的意義上來說，戰爭的危險來自于繁榮的生產的那邊：如果輸出（exportation）是困難的，如果沒有別的出口（outlet）被打開，只有戰爭可能成為一個過多的工業的客戶。”所以，美國所需要急迫解決的問題與蘇聯的正好相反，盡管美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中都被“放電（discharged）”，但并沒有完全解決其日漸增長的過剩的能量的聚集，這兩次戰爭只是暫時的使其系統平衡，免于早就面臨的崩潰的危險而已，換句話說，若非二戰，讓美國可以以戰爭的方式消耗其過剩能量，可能它早就不存在了。而今二戰雖然結束，但它仍然面臨同樣的問題的切近。

不過，巴塔耶認為，美國并不愿意發動戰爭，它習慣于看見別人發動戰爭，并在火中取栗，以獲得巨大利益，而兩次世界大戰又強化了它的這種經驗，所以，為了使自己不至于因過剩的能量而崩潰，美國盡可能的去尋找新的類似的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而摒棄戰爭所不得不堅持的傳統形式。為此，巴塔耶深刻的指出，與我們日常所想象不同，其實一場規模巨大的經濟競賽所消耗的東西與戰爭的消耗相差無幾。而且，“在這個世界上，存在的既不是起反作用的政治思潮（在宣傳的意義上），也不是一種起反作用的思想運動，而是回應蘇聯壓力的一種具體的決定。”馬歇爾計劃就是回應蘇聯的日益增長的積聚的壓力的“具體的決定”，與此同時，這一計劃對美國來說，也起到了“放電”的作用，可以將自己過剩的能量平穩的消耗掉而不引發大的震動。對美國來說，這無疑是一個一舉兩得的措施。

因此，巴塔耶稱其為一個偉大的計劃，并借法國著名經濟學家弗郎索瓦·佩魯（Francois Perroux）之口指出，“它是一個異常重要的歷史事件。”實際上，馬歇爾計劃是補救與美國相比歐洲國家的支付赤字。巴塔耶提醒到，其實，這個赤字在二戰前就已經存在，戰后歐洲對美國的產品的巨大需求又進一步增加了赤字，它已經償付不起美國。但美國自身卻并不缺乏這些有待償還的赤字，相反，這些償還的赤字將使其本來就過剩的能量更加過剩，其熱度自然又會增高，系統崩潰的危險性也會再次加大。馬歇爾計劃就是解決這個問題的很好的方法，比如，美國給予歐洲的五十億美元的捐助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其金額少于1947年美國的酒精消耗的花費的，并且，大約與三個星期的戰爭花費相等，相當于美國國民生產總值的2%。但是，這樣一個數目對戰后貧窮的歐洲來說，卻是巨大的支援。若無馬歇爾計劃，這2%可能又會有不少被用于美國財富的增長。這自然是不利于美國的系統的平衡的。

而且，這種因蘇聯的積聚的威脅所產生的馬歇爾計劃和計劃的實施，即把美國過剩的財富自由的，不求回報的分發給世界，在客觀上也起到了在世界范圍內，甚至包括蘇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作用，在這個過程中，美國為了捍衛自由企業，也增加了國家的重要性，即朝向一種與蘇聯相似的國家控制的經濟的發展成為可能。在此，巴塔耶也順便談論了自己對于戰爭的看法，他認為正是戰爭的威脅促使美國采取這樣似乎大公無私的政策，“我們不能否定戰爭經常促進社會的發展：除了蘇聯自己，我們最小嚴厲的社會關系，我們國家的工業和服務，都是動搖歐洲的兩次戰爭的結果。甚至，我們就是和一批增加的人口隨著最后一次戰爭產生的。生活水平自身也在全面的改變中。”所以，戰爭的存在并非一無是處，我們應考慮的是在戰爭總是傾向于發生的情況下，如何盡可能的為過剩的能量尋找一個合適的出口，而不是選擇戰爭，“人類才將和平的走向它的問題的一種普遍的解決。”

瘋子的“經濟學”

顯然，如果不清楚巴塔耶的普遍經濟學的理論架構，或者對他的整體的思想構成有所了解，很可能會把對他對蘇聯工業化的闡發視為異端，同時，也把他對馬歇爾計劃的理解視為無稽之談，但若能夠從他的理論出發，再對他的解釋進行評析，則會改變這種很容易就會產生的簡單的看法。而對于這種可能產生的偏見，巴塔耶自己早有預感，也早有準備，他在這本書的最后坦言，他或許會被當成一個瘋子，因為只有一個瘋子才能察覺到“馬歇爾計劃和杜魯門計劃中的這樣的東西”，而且，作為這本關于經濟學的書的作者，他會“被（他的著作的一部分）安置在有史以來的神秘主義者的行列中（但是，他仍然被從各種神秘主義的所有的預想中遠遠的去除，他所反對的只是自我意識的明晰）。”對于這一點，深受尼采影響的他不僅沒有為之感到痛苦，反而頗為自得的承認，“我就是那個瘋子”。

但是，如果能夠認真對巴塔耶看似宏觀甚至多少有些天馬行空的思考進行思考，就會發現他的思考是相當認真，也是相當有價值的，尤其是對我們認識我們的歷史乃至今天的現實，當不無啟發意義。如他對蘇聯工業化的闡述，就多少能夠讓我們在今天反思和重新認識1949年后新中國的歷史時，多一個理解的維度。彼時剛剛建立了社會主義的新中國所面臨的問題與1917年剛由俄轉蘇的蘇聯并無二致，因人口眾多，資源的貧乏，自身的條件之差可謂有過之無不及，在這樣的條件下，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的“跳躍”，其積聚的難度可想而知，而為了工業化所采取的那些措施，其“嚴厲”程度自然只能“變本加厲”，所產生的后果和影響也非當時的蘇聯可比，可無論怎樣，生活在現在的我們均在承擔，如果我們能夠從巴塔耶對蘇聯的工業化的解釋中加深對那一段歷史的理解，而不求全責備，當不無裨益。

同樣，時至今日，美國依然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按照巴塔耶的理論，它仍然需要不時“放電”，以消耗自己過剩的能量，保持自己不致崩潰。可能出乎早在1962年就已經過世的巴塔耶的預料，“冷戰”結束，蘇聯重新還原為俄羅斯后，它并沒有像當初實施馬歇爾計劃那樣，慷慨地不求回報的把自己的貨物分發給世界，而是以各種名義，多次卷入或者發動局部的戰爭，以直接“放電”。這當然并不是巴塔耶所希望看到的。在我看來，如果巴塔耶健在，他當會從當下美國巨大的經濟危機中看到世人所看不到的另一面：這其實并不是美國的衰退，而是它的龐大的過剩的能量的又一次巧妙的“放電”，因為惟有如此，它才能保持自己的系統的平衡，并從中獲得更多財富，以及更為強大的未來。

作者：張生 來源：《浙江學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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