積聚與蘇聯的積聚

在此背景下，蘇聯的積聚應運而生，這一方面是其社會經濟現實的急切的需要使然，另一方面，也是斯大林式社會主義為其提供了可能的條件，并對其堅決予以保障，因而，使得驚人的積聚在蘇聯成為現實。

如果僅從字面理解，積聚無非意指財富，力量等東西的積累與聚集，但巴塔耶的積聚除了有這種意思外，還有另外一層更重要的意思。巴塔耶指出，“被稱作‘積聚（accumulation）’的東西意味著，個人拒絕把大量的財富用于一種炫耀性的生活方式的非生產性的花費（unproductive expenditures），而把他們的可用的資金用于生產資料的購買。由此出現了一種加速發展的可能性，甚至，當這種發展發生時，一部分增加的資源還會分配給非生產性的花費。”在本質上，積聚是對非生產性的花費，即消耗（consumption）的一種否定，其目標是為了更大的發展，　而更大的發展又會招致更大的積聚，所以，積聚就成為它自身的目標。因此，工人階級的運動，如要求增加工資縮減勞動時間的罷工，它減少的不僅是老板用于奢侈生活的份額，而且還有用于積聚的份額，所以，只有讓工人工作的多，掙得少，才可以把更多的資本的利益用于生產力的發展，也就是積聚上。

蘇聯積聚的目的是非常明確的，那就是為了工業化的實現，而工業化對生產資料有巨大的需求，所要求的積聚也是超越以往任何時代的，因此，一個國家如要實現工業化，必須進行大規模的積聚，同時，“工業的發展需要一種對消耗的限制：設備獲得了第一位的優先權，而眼前利益也被迫屈服于它。”但必須說明的是，在巴塔耶看來，因為工業化而引發的積聚其實是一個通則，并非特例。這是他在探討蘇聯的積聚時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前提，自始至終，他都沒有把蘇聯的積聚作為特例來討論，而是將其放在一個大的框架下，也即他的普遍經濟學的理論視野中來考慮。以同樣的視角，他對1789年法國大革命的發生進行了解釋，他認為，正是大革命的爆發，才使法國的宮廷和貴族的巨大的非生產性的花費縮減，從而有利于工業的積聚，因此彌補了其時法國資產階級相對于英國資本主義的落后局面。

同理，在巴塔耶眼中，1917年的沙皇俄國的情況和大革命前的法國是一樣的，整個國家被一個和法國相同的不僅沒有能力積聚反而大肆消耗的貴族階層控制，一直到十九世紀末，才有規模不大的工業在發展。這種情形自然讓人焦慮，即使在蘇聯已經進行了大規模積聚的1934年，也只有53%的資金被投入到工業發展上，相較于同期的德國和法國，在各方面都相當落后，所以列寧曾不無憂慮地說，“我們正越來越落后”。而1917年蘇聯建立后，所要解決的最大問題就是為了工業化而必須進行的積聚問題，并且，相比1789年就已經開始積聚，并已經積聚了將近一百多年的法國等國家，蘇聯要在短短的的二三十年中完成這一過程，其強度自然可想而知。“但是它的經濟法則提前決定了它將要采取的方向：它只可能終結非生產性的花費，為裝備這個國家保留資源。它一定要有個目標，以反對，在工業化國家，很自然的由工作的大眾和支持他們的黨派所瞄準的目標。縮減那些非生產性的花費以用于積聚的利益是必須的。無疑，縮減會影響有財產的階級，但是這樣被征用的份額不可能，或者不會首先，被用于改善大部分工人（的生活）；它不得不首先被獻給工業裝備。”[14]除了這種經濟法則的內在的決定性外，巴塔耶又強調，一般來說，與領先的工業化國家的發展主要由其內部決定相反，落后的國家的工業化的發展主要由外部決定，但是，在1917年的俄國，外國資本主義對俄國的資源的分配和增長是很遲緩的，俄國自己的資產階級的力量也異常弱小，同時也缺乏那種“使它成功的上升性格”，所以，蘇聯建立后，無產階級只有把這種積聚的意愿施加于自身。

這當然是一種無奈的，但卻是迫不得已的選擇。因為，此前的俄國不僅沒有任何相應的財政手段以回應工業化的需要，而且就是它的人員也沒有相應的心計來應付這樣一種新的生產方式，整個俄國其實是個反對工業化的農業國家，如今它雖然突然跳躍到共產主義，但是與其配套的各種條件卻并未成熟，特別是在經濟上，它的從資源到設備的分配就無法在一夜之間完成。所以，為了與這種跳躍配套，新生的蘇聯只能自己依靠自己進行積聚。而在這個過程中，建立社會主義的初衷不得不發生轉移，原來由馬克思的理念出發的理想的社會主義的建設讓位于圍繞工業化展開的積聚工作，同時，為了與這種積聚配套并且為了保持積聚的順利進行，所有的社會的制度以及對人的要求也不得不隨之發生變化。從這一點出發，巴塔耶指出了蘇聯工人的必然的命運，“一個蘇聯工人為了將來的利益，放棄與即刻的利益的聯系，需要他把信仰被安置在第三者中。不僅如此：他同樣必須屈服于強制。必須的努力不得不回應強烈的即刻的刺激：最初，這些刺激是以危險，貧窮和廣大的土地的形式給出的；他們將保持與那種廣大和貧窮相當。”不過，巴塔耶并沒有因此肆意貶低蘇聯的布爾什維克領袖，因為他們的命運在這個積聚的大背景下是一樣的，他們盡管和帝俄時代的經營者相似，“屬于恐懼和激情的世界。但是，像第一個階段的資本家一樣，他反對浪費性的開銷。更有甚者，他與每個俄國工人分享這些特性，只在某種輕微的程度上，與工人有區別，就如在好戰的部落中，一個首領跟他的部下的區別一樣。在這點上，在一開始，布爾什維克領袖的和工人階級的道德認同是不可否認的。”

在這種積聚的要求下，工人所完成的勞動價值和分發給他們的工資價值之間的差距變大了，或者，盡可能的被拉大了。如1938年，蘇聯的生產總值被設定為1840億盧布，其中，1145億盧布被用作生產資料的生產，只有640億用于消費品的生產，而工人的工資報酬就在這一部分里面，由此可見在工人的勞動價值和國家付給他們的工資價值之間的差距之大。甚至，即使在二戰期間，重工業的發展也保持著其優越地位。而這一模式從1929年，即第一個五年計劃起就開始實施了，其最大特點就是把所有的過剩資源都用于生產資料的分配。“蘇聯共產主義堅定的把自己向非生產性花費的原則關閉了。無論如何，它不是廢除后者，但是它所帶來的社會的變化消除了這樣的開銷的最昂貴的形式，它的不斷的行動傾向于向每個個體，以人力的極限，索取最大的生產力。以前的經濟形式從來沒有能夠為了生產力的增長，也就是說，為了系統的發展，保留這樣巨大的份額的可用的過剩資源。在每個社會組織中，就像在每個生物體中，過剩（the surplus）在系統的發展和純粹的花費之間被分配，它既不被用于生命的維持，也不被用于發展的維持。但是，這個已經幾乎毀壞的國家，從它的為了發展而無力保留一個巨大的足夠的份額，通過它的平衡的一種突然的倒置，把用于沉緬于奢侈和慣性的份額縮減到最小：今天，它只是為了它的生產力的無限的增長而生。”

為了最大限度地維持這一模式的運轉，鎮壓和流放就成了蘇聯常見的現象，在這個真實的世界里，展開了一種似乎是不真實的生活，一個人除了獲得最低限度的生存條件外，其唯一的選擇就是像機器一樣不知疲倦的工作。巴塔耶認為，正是這種令人難以想象的日復一日的辛勤的甚至殘酷的工作，在短時間內，完成了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從而積聚了無數的財富，建造了蘇聯這座讓人眩目的大廈。

在解釋了蘇聯對工人的積聚后，巴塔耶在“土地的集體化”一節中，又解釋了蘇聯對農民的積聚，實際上，這只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因為兩者都是為了滿足工業化的需要。一方面，是因為蘇聯工業化的發展是以重工業為主，輕工業的發展并不受重視，當然，這也是不得以為之，那么壓縮農民的消費并對其進行管制就成為必然，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平均的減少農民的可消費的物品的份額，進行可能的積聚。另外一方面，工業化總是需要人口向城市的大量轉移，以滿足對工人的需求。正常情況下，循序漸進的工業化會以農業的機械化補償農村人口的減少，但是，蘇聯的從農業社會向工業化的突然的跳躍，使城市對人力的需求陡然增大，故只能實施土地的集體化，同時以機械化彌補農村的人力的缺失，才能維持工業的擴張。所以，從這個角度看，農村的土地集體化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必然的。

對蘇聯的積聚的評價

巴塔耶從普遍經濟學的角度對蘇聯的積聚的解釋和評價很容易給人一種感覺，即他是贊成或者擁護蘇聯的做法的。不過，這并不是他的本意，他在談論蘇聯對農村的積聚時就直言，他并不認為當時富農所受到的殘酷的對待是正當的。但他在書中的目的不是為了譴責蘇聯的積聚所造成的恐怖，也不是為了批評斯大林從工人和農民那里所獲得的東西對所有的人造成的損害，對此，他坦陳，“我不是想要去裁判它，而是要去理解它。”

從這一點出發，巴塔耶對那些針對蘇聯的工業化的嚴厲的積聚的批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斯大林和他的同事對一個不被認可的國家的事務是負責的。”首先，對那些指責由于這種積聚導致蘇聯1941年和1942年在戰場上的失敗的觀點，巴塔耶指出，正是因為這種嚴厲的積聚使蘇聯能在隨后的戰爭中幸免于被毀滅，那些批評斯大林的人都忘了，蘇聯所繼承的是農業化的沙皇俄國的遺產，如若不能把它的資源盡可能的整合并盡可能的分配到工業裝備上，蘇聯是無法在其后更為殘酷的戰爭中幸存的。而實際上，當初在斯大林格勒，蘇聯正是依靠它自己的手段拯救它自己的。其次，還有一種比較流行的意見，那就是如果沙皇制延續下去，資本主義將會自然到來并以一種似乎不那么殘忍的方式積聚與發展。對此，巴塔耶也并不認同，因為這一說法本質上并無什么新意，較少的無情或殘忍同樣真實存在，并且無法避免。無論如何，為了生存，蘇聯這臺社會機器必須有人來操作，斯大林既是被選中或被推上這臺機器的操作者，而他所能做的也只是順應現實的需要，來完成現實賦予他的使命。巴塔耶承認，固然，事實上，我們會去反抗一種非人的艱難，我們寧愿去死也不愿建立一個恐怖統治，“但是，一個單個的人可以去死，一個巨大的人口所面對的除了活著，沒有別的可能性。俄羅斯世界必須補償沙皇社會的落后，如此痛苦是必要的，它需要一種偉大的努力，在各種意義上，這條艱苦的道路—在各種意義上，也是最昂貴的道路—成為它唯一的解決方法。”因為，蘇聯當時并沒有更多的選擇，如果擁有更多的選擇，誰也不愿為未來放棄自己的欲望，并且放棄一種更加符合理性的積聚方法，但這是不可能的。必須有一種強烈的刺激，才能讓俄國恢復。“事實是，斯大林的政策是嚴厲的—非常嚴厲—以回應一種有組織的經濟的必要性，它實際上要求一種極端的嚴厲。”即使如此，蘇聯已經離開了它所確立的社會主義的理想，但在對其進行“道德”批評的同時，同樣也應該考慮的是，這種對理想的社會主義的偏移是和蘇聯建立前俄國的特殊環境和條件緊密聯系的。當然，巴塔耶再次強調，蘇聯的這種專橫的道路是沒必要一定去追求的。其實，他的這種態度與科耶夫也是很接近的，因為科耶夫也反對以道德說教來評價斯大林，他曾在和施米特的通信中說，“在我講課的那段時間里（即，在戰爭之前），我私底下一直在念的不是‘拿破侖’，而是‘斯大林’，但同時我又在解說《精神現象學》（用您的術語來說：斯大林=‘我們這個世界的亞歷山大’=‘工業化的拿破侖’=世界（=國家）帝國）。”實際上，巴塔耶也是把斯大林看成新的世界的亞歷山大和騎在蘇聯工業化馬背上的拿破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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