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7日適逢十月革命紀念日，為了與蘇方搞好關系，熊式輝、蔣經國、張嘉璈親往蘇軍司令部道賀。蘇方舉行了一個盛大的聯歡會，招待中國客人一起參加一個舞會，再去觀看前線紅軍戰士歌舞團的演出。俄軍方的所有高級官員，馬林諾夫斯基元帥以外，特羅曾科中將、巴甫洛夫斯基中將也都出席了。
那一晚，戴著金線肩章，穿著鑲紅條子的青藍色褲子的馬林諾夫斯基顯得格外興奮。悠揚的樂聲中，像北極熊一樣笨拙的他擁著一個交際花翩翩起舞。那舞步卻是生硬的，絲毫沒有柔和的氣氛。在場的蘇軍將領，衣飾都極講究，滿眼都是金光閃閃的寬肩章。讓中方客人就像觀看一場沙皇時代的宮廷舞會。
讓張嘉璈吃驚的是，距演出還有十五分鐘，馬林諾夫斯基元帥單獨找到他，說要與他談一會話。
（馬）云：“此后第一幕為閣下之工作，閣下向在經濟界負有聲望，富有經驗，聞名已久。且知閣下為有思想之人，必能解決一切，但望勿為金元（即美元）所左右。”
余答以：“人與是土地為每一國家之經濟源泉，金元并非重要因素，我當先利用中蘇兩國之人力物力，不足，再借力于金元。”
馬又云：“精神為上。”
余再云：“中蘇兩國之生產，勢須與世界各國交易有無，故勢難與金元完全脫離關系。希望蘇方如有意見，盡量見告，免生隔閡。”
馬答云：“當然，好在憑閣下之思想，已可解決一切。”
余云：“深為感謝！希望元帥繼續予我以信用。”
馬答云：“當永久予閣下以信用。”
此段談話，讓張嘉璈頗耐吟味。馬林諾夫斯基從未與自己有過私下接觸，怎么突然對自己的工作好奇起來了？他揣測，馬的用意不出兩端，一是蘇方已急于要進入經濟合作的談判了，二是警告他勿親美。
張嘉璈至此已意識到，對方是狠不得把整個東三省都搬到莫斯科去的。東北的工礦企業，他們是抱定主意必欲染指了的。這正是蘇方一直遮遮掩掩的一個極大陰謀。設計“戰利品”的名義從日本人手中攫取工廠所有權，拆卸機器重要部件運蘇，都是這個陰謀的一部分，“故經濟問題不得解決，即接收問題無法解決，已灼然可見。”
行營政治委員會委員莫德惠也贊同張嘉璈的觀點，認為眼下東北，多方勢力交雜爭雄，其險惡幾同于“九·一八”前之狀態，必須從經濟、政治上求轉機。
蘇軍遲遲不撤，營口、葫蘆島運兵受阻，顯見得是蘇方有意阻礙。蔣介石為試探蘇聯人真實態度，以退為進，作出了東北行營即刻停止一切談判、移駐山海關的決定，并令其他接收人員，一律撤到北平，只留下董彥平率一軍事代表團繼續留下周旋。
4 容忍
蔣經國前來傳達此項命令時，張嘉璈深感驚愕，但他還是遵令執行了。在召集行營所屬全體接收人員宣布撤退命令時，張嘉璈說著還掉了淚：東北淪陷已經十有四年，地方秩序未臻恢復，難免有不良分子乘機擾亂，此次前來辦理祖國領土收復事務，不忍再看到有任何性質的戰爭，也不忍有任何加重人民痛苦的事態重現于東北，故以忍讓之精神暫撤。
“我們猶如父母來探望分別了十四年的兒女，雖然只看了一眼就回去了，但已經表示我們骨肉相親十四年關切眷念的感情，總之，我們無所遺憾，欣然而來，亦忻然而去”。他希望屬員們“保持一種容忍的政治家風度”。
辭別馬林諾夫斯基時，張嘉璈說，目下中蘇兩國間，似有一層霧障，盼望能及早消除。馬表示，蘇方絕對遵守條約，地方發行的軍票，已明令停止使用，至于此間日人企業，日本資本超過半數以上，蘇方亦愿意依平均原則與中方合作，即蘇方資本不超過百分之五十，以示蘇方合作誠意。并說在談判中止期間，蘇軍緩撤，以幫助中方在東北建立政權。
先前，熊式輝回重慶述職時，其職務是由張嘉璈代行。張嘉璈這一走，所有與蘇方的交涉全都落到了董彥平一人身上。戎馬半生的董彥平時年五十歲，他是遼寧洮南人，早年畢業于東北講武堂。這是一個有血性敢擔當的東北漢子，當記者們圍著他打探消息的時候，他很少透露什么。他此時的處境就好像身處虎穴，獨自與一群吃人的東北虎周旋，他卻不懼不惑、不卑不亢，使那群老虎也對他敬畏三分。
甫一飛抵北平，張嘉璈即與李宗仁有過一次長談。談到東北方各方勢力日見增長，平漢路又一時不能打通，兩人皆憂形于色，“設東北不能掌握，華北必生問題，影響及于全局。”
熊式輝和蔣經國已先抵重慶，在機場接上張嘉璈，即同至陵園謁蔣。報告局面已稍有轉機，中央軍五萬人去東北，當無問題，經濟合作方案宜及早決定，庶幾省市接收，亦可望順利進行。蔣介石當即判斷：“俄軍似已決心拖移撤兵日期，其意有二：甲，必須經濟合作條件達成其要求目的而后撤兵。乙，或待美國在華北陸戰隊撤退時，彼乃同時撤退。”
三日后，蔣介石在寓所約請行政院長宋子文、外交部長王世杰及熊式輝、蔣經國、張嘉璈等，會商東北經濟合作事。宋子文的意見是：“對于東北解決，不外二途，一則靜待大局轉變，一則委曲求全，唯以日人東北投資，為蘇方戰利品，成為合作投資，出于中蘇條約范圍之外，無論如何不能同意。”王世杰也附和說，“在未順利接收以前，談經濟合作，無異甘受蘇方之高壓力，必引起人民反感，是以必須政治問題解決后，方可談到經濟合作。”
宋、王主張，于法于理，確是正當，但這種把接收與經濟合作割裂之談，肯定與蘇聯人沒法談，在張嘉璈等的看來也未免太過書生意氣。會議毫無結果。
12月5日，張嘉璈和蔣經國率東北行營返回長春，與蘇方重開談判。他此時已意識到，蘇軍延緩撤軍意在“可有從容時間，討論經濟問題”。果然，一開場，馬林諾夫斯基即表示，中國軍隊可迅即開往沈陽、長春，仍盼經濟合作事先行開談。這與重慶方面宋子文、王世杰定下的先接收、后經濟合作成了談判中的一大分歧。張嘉璈身處兩國交鋒前沿，深覺蘇方外交手段敏捷，令人欽佩，“而吾方則行動遲緩，手段呆板，徒知主張原則，而不知運用方法以貫徹原則”，尤其是外交部過于謹慎小心，處處只知從法理觀點立論，不知變通，“深慮中蘇交涉，或將歸于失敗”。
對于戰利品及賠償問題，中蘇雙方一直意見紛歧。中國方面認動產可為戰利品，不動產不能為戰利品，實物可為戰利品，權利不能為戰利品，且賠償問題不能由中蘇兩國間解決。此次重回長春會談，馬林諾夫斯基表示，蘇方雖認為均屬蘇方戰利品，但愿將一部分交還中國，即重工業中，亦允提出一部分歸中方自辦。并說蘇聯要求經濟合作之目的，僅為期望獲得本身之安全，礦山只要地上機器設備，并不要占有地下資源，一部分工礦，仍可歸中方獨辦，只希望經濟合作事，“能以迅速簡單之方法解決之”。給張嘉璈的感覺是，馬此次談話中“異常開誠爽直”，“于此談話中，蘇方態度可得十之八九矣”。
經行營向蔣介石商請，關于戰利品問題，最后商定由中方向蘇方支付國幣（指東北流通券）十億元，以補償蘇方因戰事所受損失及延期撤兵費用。經濟合作事，則由經濟部派員，與之洽談成立合辦公司事。
12月22日，中央銀行長春分行正式開業，張嘉璈親擬鑰匙開大門，主持了開幕禮。新年元旦，央行哈爾濱分行亦復業。雖然前一晚在鐵道俱樂部參加蘇軍的迎新年晚會，被北滿警備司令馬克西莫夫中將灌得大醉，返寓已凌晨三時許，張嘉璈還是強抑著身體的不適參加了揭幕儀式。會上市民歡欣鼓舞，皆謂和平有望，東北交涉接收事于山窮水復處似乎略顯曙光了。
1946年春天，正是杜聿明在東北聲望最卓的時候，隨其出關的孫立人的新一軍、廖耀湘的新六軍，全是清一式美式裝備，此外還有石覺的十三軍、趙公武的五十二軍、陳明仁的七十一軍也都戰力不弱。1月16日，杜聿明麾下大軍進駐沈陽，又兵指長春，杜聿明對著中外媒體記者口出豪言，稱一周之內收復吉林，駐馬松花江彼岸。
不久，經國共雙方協議，發布了停戰令，在北平設軍調處，由國共及美方三方代表共同執行此令。停戰令一經報章公布，全國反應良好，民眾皆以為從此可見和平。杜聿明也在松花江岸邊收住兵鋒。令張嘉璈更為欣喜的是，蔣介石夫人宋美年齡春節前將來長春慰勞蘇軍，以促兩國之敦睦友好。
只是，近日杜聿明電告行營的一個消息讓他們怎么也輕松不起來，運兵途中時常遭到不明武裝襲擊。擔心釀成“我占城市，而彼占鄉村”之局面，杜聿明決定加快運兵入東北進度，請求美方派軍艦協助。這讓張嘉璈又添了一層憂慮，去年10月行營剛入東北時，馬林諾夫斯基為美國軍艦在大連港登陸視察一事大發雷霆的一幕還恍在眼前，他擔心，一向警惕美國勢力滲入的蘇聯人，猜忌之心會更重。
經濟部派孫越崎等人，前來長春接收敵偽資產及與蘇方洽談經濟合作事宜。孫以做石油生意起家，人稱“煤油大王”，戰前由翁文灝薦舉進入政府，張嘉璈久聞其名。孫越崎帶來了中央的最新接收指示，準備與蘇方就經濟合作就地磋商。
就在此時，受蔣介石之命前往莫斯科與斯大林會晤的蔣經國回到了長春，帶來了蔣介石給張嘉璈的一封信，大意稱，中方決定采取折中方案，即在中國東北選擇一部分企業同蘇方合作經營，但不進行全面經濟合作，蔣稱此為“縮緊”政策，信中謂：“經兒回來，所有在蘇經過情形，當能面詳，不贅。關于經濟合作方針，此時只可縮緊，不宜太寬。此事已考慮再三，不能不如此。唯兄獨當其難，自受苦痛，此乃中無時不在體會與想念之中，請兄勿加過慮。總要使我主權與法理不發生惡影響，不為他人引以為例，則得矣。”
信中所說與蘇交涉注意“主權”與“法理”等語，當是蔣經國回到重慶匯報赴蘇交涉詳情后，蔣重新考慮斯大林提出的共同經營東北、但須排除美國勢力的意見后作出的部署。但在張嘉璈看來，這一政策的背后有著宋子文和王世杰的身影。接到此信的當日，他在日記中寫道：“在中央輔助蔣主席作東北問題之決策者，為行政院長宋子文、外交部長王雪艇及經濟部長翁詠霓。宋王二人，因當簽訂中蘇友好條約之沖，唯恐再受攻擊，宋則取極端冷淡態度，王則取極端謹慎態度，翁則以宋、王態度為轉移，而僅作工礦合作事業之貢獻，使蔣主席為主權與法理兩理論所拘束，因有只可縮緊、不可太寬之指示。”
經濟合作問題若遷延不決，則蘇軍不撤兵，若談合作事，中方則必須有所讓步。孰輕孰重，東北行營方面自有共識。就在張嘉璈與孫越崎加緊制訂經濟合作方案時，一樁突發事件遲滯了整個談判進程，并給初顯曙色的兩國關系蒙上了一層陰影。經濟部特派員、專門負責東北工礦接收事宜的地質學家張莘夫一行八人，在撫順突遭暗殺身亡。
摘自《槍炮與貨幣：民國金融家沉浮錄》（上、下冊，長江出版傳媒、長江文藝出版社，201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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