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黨的十九大之后，中國進入了新進代，但是美國也進入了“新時代”。不同的只是前一個是向著光明和進步，后一個是向著黑暗和反動。美國、英國及歐洲大陸國家內外政策出現(xiàn)的180度的逆轉，說明世界政治也進入了新時代。如果說昨天的世界政治的特征是和平與發(fā)展，那么，21世紀的世界政治特征可能就是戰(zhàn)爭與和平。特朗普將美元增值的依賴路徑從石油移至軍工：割羊毛不成便要“殺羊”，喝血不成便直接“殺人”。這時的美國已前所未有地表現(xiàn)出它的最兇惡，同時也最虛弱的紙老虎本質。戰(zhàn)爭一旦成為美國的生意，那和平就成了美國的敵人。反和平，是當今特朗普以及今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美國外交的本質。戰(zhàn)爭還是和平，光明還是黑暗，是在共同體共存互助，還是在四分五裂中相互殺戳，兩種前途再一次推到世界人民面前。發(fā)生在歐洲的兩次“世界大戰(zhàn)”曾給美國軍工集團帶來“盛宴狂歡”，那么，為了世界和平，今后我們要放棄幻想，積極準備“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

【本文來源】《太平洋學報》2019年第4期，昆侖策研究院

新時代中美變局與世界前途

“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英國文學家狄更斯這樣描述工業(yè)革命發(fā)生后的時代。今天的世界似乎又回到了從黑暗向光明、從舊時代向新時代轉變的臨界點。

一 新時代的中美矛盾：本質和趨勢

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后，中國的政治經濟發(fā)展進入了新時代，中國提出新時代的依據是國內工作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務發(fā)生了轉變。但是同時不要忘記，美國也進入了“新時代”。不同的只是一個是向著光明和進步的新時代，一個是向著黑暗——本質是反動——的“新時代”。事實上，這兩年美國、英國及歐洲大陸國家內外政策出現(xiàn)的180度的逆轉，說明世界政治也進入了新時代。如果說昨天的世界政治的特征是和平與發(fā)展，那么，21世紀的世界政治特征可能就是戰(zhàn)爭與和平。對于中國來說，這是一個非常有希望的時代，同時也是一個挑戰(zhàn)最為艱巨的時代。

在這個時代中，中國的主要對手是美國，因為今天的美國比較集中地體現(xiàn)了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所揭示出的腐朽性、垂死性，以及當前所表現(xiàn)出的任性、兇惡和殘酷的特征。需要說明的是：

這里說的“美國”有特定含義，它是指作為帝國的“美國”，而不是作為民族國家的“美國”。其實，毛澤東同志在談到美國的反動性時總是用“美帝國”的概念，他始終是將“美國人民”與“美帝國”區(qū)分開來[1]，這是列寧主義的語境。筆者在后面的論述中也是在這個語境中使用“美國”這個概念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美國進入了成熟的帝國主義階段。蘇聯(lián)解體后，美國變成一個不受制衡的帝國主義兼霸權主義國家。 “911”事件既是美帝國全面統(tǒng)治世界的開始，也是作為美帝國全面衰落的開始。小布什假“反恐”之名向世界統(tǒng)治權力發(fā)起沖鋒，想不到美國在小布什“一鼓作氣”之后便進入奧巴馬時期的“再而衰”階段。為了扭轉美國的頹勢，特朗普一改尼克松為美國建立的依賴石油美元、以石油美元拉動美國金融并以強大的金融掠奪世界財富的政策，將美元增值的依賴路徑從石油移至軍工：

割羊毛不成便要殺羊，喝血不成便直接殺人。這時的美國已前所未有地表現(xiàn)出它的最兇惡，同時也最虛弱的紙老虎本質。

華為事件，孟晚舟事件以及一系列對在美華裔科學家迫害持續(xù)升級事件說明，中美關系已進入類似20世紀20年代國共合作中斷的“四·一二”前期，在美國是20世紀50年代麥卡錫主義登場前夕。

如果有人不理解今天中美關系變化的這一階段性特征，請回顧一下1921年至1926年國共合作的“蜜月”后期及隨后1927年“四·一二”大屠殺的結果。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制定并得到共產國際認可的政策是跟國民黨長期合作，跟隨國民黨發(fā)展而獲得自身發(fā)展[2]，等到社會主義條件成熟后再取代國民黨建立社會主義國家。在國民黨方面，國共合作之初他們也認為憑其大黨地位完全可以將加入進來的共產黨溶化掉；蔣介石還認為當時的主要矛盾是解決軍閥、實現(xiàn)中國在國民黨統(tǒng)治下的國家統(tǒng)一，在這個問題解決之前國民黨還需要共產黨的幫助，因此有必要與共產黨合作——這些與昨天的中美合作產生的歷史條件很像。

當時，只有毛澤東等少數(shù)黨員清楚這場悲劇的實質。1927年3月，也就是在“四·一二”發(fā)生前夕，毛澤東發(fā)表《湖南農民運動的考察報告》，他疾呼：革命不是請客吃飯，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當時黨內好多同志并沒有理解毛澤東的預警，他們還是沿著舊的合作思路，對國民黨的清黨行為百思不解，覺得我們共產黨沒有要爭領導地位，還幫助國民黨完成北伐，國共兩黨共同治理中國，這樣的“雙贏”有什么不好？當時我們黨內很多人都是沿著這個思路理解國共關系的。今天我們許多人也是這樣認識中美關系的，認為這樣的“雙贏”，曾經的國民黨、當今的美國都沒有理由不同意。在理論上，與今天的一些同志僵化地理解鄧小平倡導的改革開放的意義一樣，當時“陳獨秀們”也是從對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作出的“共產國際應當同殖民地和落后國家的資產階級民主派結成臨時聯(lián)盟”[3]的指示的僵化理解中認識中國國共合作的合理性的。

就在北伐主要任務基本完成的時候，共產黨也在北伐中發(fā)展壯大，這時蔣介石考慮的是誰坐江山的問題。最先提出這個問題的是戴季陶，他1925年拋出《孫文主義之哲學基礎》《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等小冊子，認為國共兩黨水火不容，其結果不是你死就是我活——這與毛澤東“革命是暴動”的判斷是一致的。但是我們黨內很多同志沒醒悟，認為國共兩黨合作已在北伐上見了成效，根本就不相信蔣介石會在這個時候變臉。他們不明白的理由是：中國共產黨沒有虧欠國民黨，國民黨沒有翻臉的道理。其實，1925年5、6月戴季陶發(fā)表《孫文主義之哲學基礎》的時候，國民黨已悄然改變了與共產黨合作的路線，當年12月，毛澤東發(fā)表《中國社會各階段分析》，提出戴季陶主義的危險性并提醒全黨認識“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4]的問題。1926年3月20日，“中山艦事件”已有國民黨“清黨”的征兆，當時大多數(shù)同志并沒有意識問題的嚴重性，只有毛澤東等極少數(shù)同志意識到戴季陶文章所展示的“舉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國主義，舉起你的右手打倒c共產黨”[5]的危險。這使人聯(lián)想到2018年10月4日，美國副總統(tǒng)彭斯（Mike Pence）在華盛頓智庫哈德遜研究所就中美關系發(fā)表演講，全面闡述特朗普政府對華政策[6]，很多同志也沒意識到他的嚴重性。事實上，彭斯這個講話相當于戴季陶講話，更是1950年2月9日麥卡錫“炮打國務院”的講話的翻版。后來大家才看出戴季陶講話就是“四·一二”的前奏，而麥卡錫講話是四個月后發(fā)生的美國為首的聯(lián)合國軍入侵朝鮮并由此引發(fā)中國“抗美援朝”的前奏。1927年3月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提出警告，誰知4月國民黨率先攤牌，當時很多同志不知所措，也不知道這個攤牌會有什么樣的結果，更不知國共分裂的形勢要持續(xù)多久：其間有紅軍長征、國共合作抗戰(zhàn)、解放戰(zhàn)爭等一長串斗爭中合作、合作中斗爭的事件。誰也沒想到：國共斗爭直到1949年才有結果。1950年2月麥卡錫講話后僅半年，美國便向中蘇攤牌，發(fā)動了“朝鮮戰(zhàn)爭”，從此中美關系惡化直到1972年。

“如無預見，即無領導，為了領導，必須預見，預見前途和可能發(fā)生的偏向。”[8]

1945年5月31日，毛澤東在討論七大報告結論時，面對抗戰(zhàn)即將結束時的樂觀情緒，毛澤東告誡全黨“要準備吃虧”[9]，他說既要看到光明的一面，又要看到困難的一面，并舉了今后可能出現(xiàn)的十七種困難，例如外國大罵、國內大罵，內戰(zhàn)爆發(fā)，黨內意見分歧，黨員散掉三分之一，天災，赤地千里等。毛澤東提醒全黨高級干部要有充分對付非常不利的情況的準備[10]。今天的中美關系大概再次進入這一歷史節(jié)點并將很快面臨美國的“攤牌”形勢，中國也要對可能出現(xiàn)一段非常不利、甚至非常殘酷的時期有充分的估計，必須做好十年甚至幾十年持久戰(zhàn)的準備。

為什么出現(xiàn)這樣的情況，這只能歸結于階級斗爭。階級斗爭是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它本質上是不可調和的。毛澤東同志對國民黨反共形勢的較早預見就是運用階級分析方法的認識成果，1925年年底毛澤東發(fā)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對此講得明明白白。今天我們也只有運用階級分析的方法才能認清美中關系的這場變局及其后果。

二 外因是由內因引起的，世界歷史已進入了質變的臨界點

造成美國目前外交政策的上述轉變，還有其國內階級矛盾激化的因素。與20世紀略有不同的是，21世紀的帝國主義的壓迫對象已從南方世界擴大到北方世界。殖民地現(xiàn)象從第三世界向包括美國在內的北方國家內部倒逼——這是21世紀初帝國主義腐朽性最突出的特點。由華爾街[11]國際資本對美利堅民族的壓迫導致美國勞動者階級以及包括民族資本家在內的最廣泛階層與華爾街及其買辦集團的階級斗爭，已上升為美國國內的基本矛盾。列寧說：

帝國主義不僅在新發(fā)現(xiàn)的國家，而且在老牌國家也在實行兼并，加緊民族壓迫，因而也使反抗加劇起來。[12]

1942年1月22日，毛澤東在審改關于太平洋戰(zhàn)爭后淪陷區(qū)情況的通報材料時，加寫這樣一段話：

總之，極端毒狠的殖民地政策，現(xiàn)已推行于租界，不分階級，有財即掠，表示了日本法西斯最后掙扎時期的緊張性。[13]

如果將這段話中的“日本”換作今天的美國華爾街壟斷資本集團，也會讓人覺得很貼切當前的美國形勢。

“從世界社會主義500年的大視野來看，我們依然處在馬克思主義所指明的歷史時代。”[14]

今天美帝國的統(tǒng)治中心不在白宮而在華爾街。今天的美國是民族政治的中心白宮屈從于國際壟斷資本中心華爾街。因此，2001年的“9?11事件”打擊的對象是世貿大廈而不是白宮，2011年美國人發(fā)動的是“占領華爾街”而不是“占領白宮”的運動；以往美國人民運動是“進軍華盛頓”即直接以政府為對象，今天第三世界和美國人民直接以華爾街國際資本為對象。與早期的工人砸機器行為不一樣，而與中國1919年的“五四運動”有些相似，這兩大事件的發(fā)起者和參與者多是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而知識分子是也較早覺悟的人群。這說明，第三世界人民和美利堅民族正在覺醒：不管這種覺醒是自為的還是自發(fā)的，他們都意識到了世界問題的要害不是白宮而是華爾街，不是美利堅民族和美國人民而是國際資本壟斷集團。值得注意的是，自“占領”運動后，美國出現(xiàn)了更具破壞性且愈演愈烈的“槍擊案件”[15]和正在一些州涌動著的從聯(lián)邦中分離出去的情緒[16]：前者即發(fā)起占領華爾運動的人民如果槍口一轉就意味著社會革命，屆時革命的對象不會是白宮而一定是華爾街。美國人民需要的不是依附于華爾街的而是代表民族利益的獨立自主的國家。1965年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與毛澤東談話結束時“希望主席向美國人民說幾句話”。毛澤東說：

祝他們進步。如果我祝他們獲得解放，他們有些人可能不大贊成。我就祝那些認識到自己還沒有解放的、生活上有困難的人獲得解放……美國人需要再解放，這是他們自己的事。不是從英國的統(tǒng)治下解放，而是從壟斷資本的統(tǒng)治下解放出來。[17]

造成美國危機的原因是國際壟斷資本集團對美利堅民族的超負荷壓迫，若無非常手段化解，美國的前景是非常不妙的。

今天的美國人民似乎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深刻地意識到壟斷資本的階級壓迫。2019年2月9日，美國民主黨參議員沃倫（Elizabeth Warren）在其家鄉(xiāng)勞倫斯——這里曾是美國昔日的制造業(yè)中心、勞工運動的象征地——美國最著名的一次罷工現(xiàn)場的紅磚舊廠房下發(fā)表演講，宣布她正在爭取黨內提名競選總統(tǒng)，在2020年向特朗普發(fā)起挑戰(zhàn)。她誓言要改變這個“被富人操縱”的國家，向富人發(fā)起“階級斗爭”。她說：“今天，有無數(shù)的美國家庭在被富人和關系硬的人操縱的體系中掙扎求生…我們受夠了”，“當我談論這個問題的時候，一些富人會大喊，這是‘階級斗爭！’”“幾十年來，這些富人一直在向勤勞的民眾發(fā)動階級斗爭，我想說，是時候反擊了！”沃倫還表示，僅僅撤銷本屆政府的可怕行為是不夠的，“我們不能只在邊緣修修補補——這里實行稅收抵免，那里實行監(jiān)管。我們的戰(zhàn)斗是為了實現(xiàn)重大的結構性改革”。[18]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網站2019年2月14日發(fā)表文章稱：“社會主義”標簽在美國政治中長期以來的形象正在改變，社會主義已重返美國政治。”[19]美國《華盛頓郵報》網站2019年2月10日發(fā)表該報專欄作家E.J.迪翁的題為《特朗普的反社會主義戰(zhàn)爭將會失敗》的文章稱，特朗普“反社會主義”的表態(tài)完全是謀求連任的政治語言，但在今天的美國，攻擊社會主義不再像過去那樣容易。[20]

19世紀前半葉歐洲發(fā)生普遍革命（比如1848年爆發(fā)的遍及整個歐洲的大革命），它造成了歐洲帝國主義向遠東擴張（比如侵華和侵印戰(zhàn)爭）并由此使歐洲壟斷資本暫時擺脫了危機，20世紀前半葉西方發(fā)生危機，各國再次向東方俄國轉嫁危機，結果“偷雞不成”，反引發(fā)了兩次世界大戰(zhàn)及戰(zhàn)后強大的社會主義蘇聯(lián)和社會主義陣營的出現(xiàn)。那么，進入21世紀不久的今天，在北美洲日益增長的革命情緒又造成美國的“戰(zhàn)略東移”，其矛盾的焦點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誰戰(zhàn)勝準的問題。毛澤東同志說：

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斗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tài)方面的階級斗爭，還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在這一方面，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21]

風起于青蘋之末，東風將要壓倒西風，世界歷史已進入了質變臨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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