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國民身份和新民族政策的論辯持續到今天。在2005年11月初，土耳其總理艾爾多安在土東南部庫爾德人聚居的塞姆丁立（semdinli）發表了一篇演說，從而在土耳其引發了一場土媒介所謂的“關于認同的戰爭”（“war over identity”）。2006年是土耳其的選舉年，因此，這場有關認同問題的大辯論就顯得火藥味實足。在演講中，艾爾多安說：“在土耳其共和國，公民身份是基本的和最高的認同。”艾爾多安向土耳其的庫爾德人保證，在他所謂的“土耳其共和國公民身份”之下，庫爾德人可以自由地界定其作為不同族群的認同，他說：“在那個最高的認同下，我們都是土耳其共和國的公民。除了這個身份，我們也都有亞身份……沒有人應該因此而被冒犯。一個庫爾德人可以說‘我是庫爾德人’……我們不應該根據人們的身份來區別對待他們。”

可見，庫爾德人在土耳其爭得民族身份的問題還是一個新現象。現在開始提的Turkiyeli（土耳其國民）可能更好一點。這樣的話就可以淡化主體民族的強勢，把Turk下降為族群認同，而不是繼續把它同時作為一個公民認同。這就像咱們中國說中國人，漢族，我們是區分得很清楚，漢族是一個族群，我們的國家不叫漢國，我們的國民也不叫漢人，而是叫中國人，這就是一個公民和國民的身份。

回到帝國：大清與奧斯曼

中國和土耳其最大的不同是，中國從晚清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歷了好幾次革命卻沒有崩潰，但是土耳其從奧斯曼帝國轉型到土耳其共和國的過程當中崩潰了，喪失了絕大部分的領土，而中國只是喪失了一部分。其中的原因值得探討。

帝國和帝國當然是不一樣的。奧斯曼帝國的主導民族是突厥人，但它并不是帝國里面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民族，而且這個帝國的多元性比較強，呈現碎片化，阿拉伯、突厥、東正教諸民族、亞美尼亞等等，這些都是分立的。可以說，奧斯曼帝國的中心和邊緣之間是一種很松散的聯系。這一點跟中國比起來就很不一樣。一方面，中國自古以來就有著王朝更替中的延續性，歷代王朝都是中國的一部分，也都認同于中國。奧斯曼帝國沒有這么一個“統”，它與之前的王朝并沒有這樣的承繼關系。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即使單從中國的最后一個封建王朝清朝來說，它的中央集權化也要比奧斯曼帝國強，這是由它統治的核心區域所決定的。就算像新清史說的那樣，清是一個征服帝國，強調它的滿族特性，但也不能否認一個事實，即它的“中國化”才是主流，滿清的結果就是最后同化于中華。當然，我這里并不是要否定清的多元性，而且這個多元性對于清帝國的成功和維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仍需要看到主流。

突厥人從中亞來到小亞細亞，最后建立了奧斯曼這個地跨歐亞非三大洲的大帝國，突厥人占主體的地方，到最后還是小亞細亞，在帝國的其他廣大領土上，則是各地原本的民族。比較來說，奧斯曼帝國統治的核心區域比較小，向心力也比較弱。這是它內部的一個情況。

另外，帝國的崩潰實際上就是解體，相對來說奧斯曼被肢解得更徹底，而中國呢，最后還基本上維系了原有的規模。當然仔細查看，中國在近代失去的領土也不小，從南到北，從東到西，尤其是東北和蒙古失去的面積也不算小，但跟奧斯曼帝國的解體還不是一回事。

從奧斯曼的角度來說，它的崩潰或者說解體主要指的是它在歐洲，特別是東歐這些領土的失去，后來包括失去了阿拉伯（這就是圍繞阿拉伯的勞倫斯發生的故事，擬另撰文詳述）。奧斯曼的地緣位置是其解體的重要原因。它那些領土的失去，尤其是在歐洲，不能不說跟文明的斷層有很大的關系，奧斯曼人為廣大的基督教徒保留了相當程度的自治權，這與穆斯林帝國的傳統有很大的關系。那些地區本身就在歐洲，屬于另外一個文明圈，是異質的。近代世界歷史的特征是歐洲崛起，東方相對衰落。近代歐洲民族國家崛起以后，就走向殖民化和海外開疆拓土。其實歐洲人開拓了新航路之后，奧斯曼帝國控制地中海的航線的意義就慢慢下降了。這也影響到帝國的財政收入。

在近代之前，甚至說在十八世紀以前，奧斯曼帝國在歐洲是強國，長期保持著對歐洲的優勢，也因此成為歐洲的夢魘，奧斯曼的存在是近代歐洲意識形成的一個關鍵外部力量。當歐洲崛起的時候，它一方面要搞殖民擴張，另一方面也是要解決這個歷史的噩夢問題，其實就是歷史上說的“東方問題”。歐洲列強包括俄國崛起后，東歐的基督教民族主義也比較早地覺醒了。這樣，在十九世紀，在列強的干預和支持下，東歐巴爾干很多小民族逐漸獲得了獨立地位，也就是從奧斯曼帝國脫離出去了。相比較來說，中國離西方很遠，我們是遠東，奧斯曼是近東。當希臘人從奧斯曼帝國獨立出去的時候，咱們這兒鴉片戰爭還沒有發生呢。可以說，由于地理的原因，我們受西方沖擊要比奧斯曼帝國晚很多。也就是說，奧斯曼帝國離歐洲近，受到沖擊更早也更大，它領土上的民族主義興起得早，也受到列強的更多干預。

對歐洲人來講，東方問題就是奧斯曼帝國問題。因為奧斯曼帝國的極盛時期大概在十五、十六世紀。1453年土耳其人拿下了伊斯坦布爾，對基督教世界來說這是一個極大震驚。有一部土耳其電影叫《征服者1453》，講的就是這個故事。對歐洲人來說，奧斯曼帝國是一個長期的威脅，土耳其人最后一次攻打維也納是1683年。所以，到十七世紀末、十八世紀奧斯曼帝國在歐洲人看來也是一個巨大的壓力，而且它占據了大量的基督教人口的領地。奧斯曼帝國是被作為一個長期的敵人來看待的，一方面是實際的敵人，也是意識形態和思想上的敵人。

1912-1913年的巴爾干戰爭期間，巴爾干地區其實整個都獨立出去了。不僅如此，當地大量的穆斯林也被殺戮、驅趕一空。這是民族主義在世界歷史上造成的巨大災難，至今這個災難還在巴爾干地區延續著。一年后，一戰開始，奧斯曼帝國錯誤地加入了德國陣營。作為戰敗國，奧斯曼帝國再也沒有機會了。其實，與此同時，很多歐洲的古老帝國也都崩潰了，也是由于民族主義空前高漲。一戰是對奧斯曼帝國的最后一擊。

看中國這邊，1911年的時候我們就完成了從帝制到共和的轉變，這個轉變是以清帝遜位的方式完成的。近來有中國的學者尤其是一些法學領域的人在談“立憲時刻”，強調了清帝遜位在中國主權延續性方面的意義。就歷史的進程來看，中國實際上是在沒有經歷巨大的外部沖擊與內部分裂的情況下就完成了共和革命。之前邊疆發生了一些騷亂，但清王朝還一直是有力量去消化的，比較典型的就是左宗棠的歷史功績。清在沒落中依然能夠維系帝國的大致規模，不僅僅是因為它的力量還在，更重要的是滿族統治者的合法性與權威性也大致得到邊疆地區的認同，其中需要注意如下幾個方面：邊疆長期存在的向心力，大一統的中國傳統以及滿清的帝國之術。

在走向共和的革命過程中雖然有各地宣布獨立的情況，但這與奧斯曼帝國的歐洲臣民宣布獨立走向分離是不一樣的，各省的獨立并不是在主權意義上，大家都還認同于“中國”。這與“中國本部”長期的大一統格局不無關系。另外，個別邊疆地區的分裂勢力也很弱，中央政府的控制力也還在，即使后來出現過軍閥割據的局面，但各方勢力仍然認同于中國，對中央的權威、對走向一統沒有根本上的異議。辛亥革命的勝利就是建立了共和，但從新舊交替的角度來說，清帝遜位是一個關鍵，因為這是個主權讓渡的過程，對于“五族共和”，對于之后的國家統一都有重要的歷史意義。

從周邊來看，雖然帝國主義勢力向有覬覦之心，但一來離歐洲很遠，二來，在一戰、二戰中，中國都是一個戰勝國，最想吞并中國的日本也最終被打敗。所以，一旦中央的權威重建起來，中國就能夠保持統一的大局。

土耳其雖然在1908年有青年土耳其革命，但是青年土耳其革命不是改朝換代，這與前面講到的辛亥革命是不同的。我們共和實現得早，而且是“大共和”，是“五族共和”。土耳其在1923年建立共和國的時候，是在帝國崩潰的廢墟上，當時也就剩下土耳其人自己了，歐洲的領土已經失去，阿拉伯那邊被托管，就是他們想要也沒有統治的能力了。作為帝國戰敗這個悲催命運的承擔者，土耳其人甚至連安納托利亞都幾乎沒保住，列強分它的家的時候連小亞細亞也被切了。歐洲人就是要一勞永逸地處理掉土耳其。所以今天土耳其會有“色佛爾綜合征”，《色佛爾條約》的簽訂被視為國恥。在當時，只有美國總統威爾遜在“十四點計劃”里面有兩條提到了給予奧斯曼帝國剩下的那部分突厥人“種族的權利”，也就是他們也可以按照民族自決的原則建國。可以說，這當時給了絕望的土耳其人極大的鼓舞，使他們對美國特別有好感，甚至有很多人盼望美國趕緊把他們托管得了。畢竟，那個時候的土耳其人面臨的是實實在在的亡國滅種之危。不管怎么說，今天的土耳其人對凱末爾的評價或許有些爭議，但絕大部分人還是感念他們這位國父，畢竟在當時如果沒有凱末爾他們領導革命，也就不會有土耳其共和國。它的這種情況只能用我們的抗戰勝利來對比。

歷史不能假設。我們今天只對比中華帝國或清帝國與奧斯曼帝國，它們有很多的相似性。比如都是從北亞或中亞的游牧地區來的這么一幫人，最后建立了帝國，成為統治者，當然，土耳其帝國的游牧特性要比清帝國更明顯。奧斯曼帝國到它衰弱的時候，沒辦法了才要專心搞中央集權，因為之前，它的中央和地方一直是個松散的關系，因為那時候沒有遇到周圍的挑戰，也沒有必要去加強一統。清帝國的大部分所繼承的是西方人所謂的“中國本部”，這里有長期的中央集權和大一統傳統。這是秦以來就延續下來的，在體制和文化上都已經到了骨子里。今天咱們也是特別強調大一統的國家，這是有歷史傳統的。所以滿清和奧斯曼帝國的這一塊很不一樣。奧斯曼帝國在地方上是有較高自治權的。尤其是對基督教臣民，你可以保持自己的信仰，實行你的一套“民法”，只要給我交特別稅就行了。當然，這些地方潛在的是具有分離傾向的。尤其是奧斯曼帝國是個游牧征服帝國，當它的軍事力量到達極限，當它的帝國實現定居化又走向衰落的時候，崛起的周邊列強離得那么近，它面臨頹勢是不可避免的。這一情勢跟中國很不一樣。

中國和土耳其當前都面臨邊疆民族問題的挑戰。在帝國鼎盛的時代，邊疆是一個流動性的概念，對于傳統帝國而言，處理邊疆問題也是有彈性的。到了主權民族國家的時代，一方面是寸土必爭的內斂的主權神圣性，另一方面是一族一國的彌散的民族原子化趨勢。兩者之間既存在一致性，又存在張力。這使面臨動蕩和失序的社會不得不反思西方民族國家體系給世界帶來的破壞，與此同時，傳統帝國在面臨民族國家體系挑戰而不得不強調集權前，長期運用并留在歷史之中的“多元一體”的遺產，在今天也有重新檢視的必要了。當代土耳其是在走向多元主義的，人民共和國在建立之初就有一個多元主義的帶有民主色彩的制度設計，它有溝通帝國的多元性與現代普世主義的能力，也有進一步完善的空間。在土耳其政府與伊拉克的庫爾德自治區都能夠實現關系正常化的時代，有些看似不證自明的原則，并不是不能重新被質疑的。

本文作者昝濤，文載2014年11月16日《東方早報·上海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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