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1——13世紀的宋王朝，中國就已經(jīng)產生了近代化，那為什么到了19世紀下半葉，中國的近代轉型還要顯得那么艱辛、一波三折？

這么重大的問題當然不適宜用單一的原因來解釋，不過如果要找出最深刻的歷史遠因，那便是——“唐宋變革”所代表的近代化進程在南宋滅亡之后被中斷了，歷史發(fā)生了某種程度的倒退。

敏銳的明末思想家黃宗羲與王夫之都察覺到，宋朝的覆滅不可跟其他王朝的更迭相提并論。黃宗羲說：“夫古今之變，至秦而一盡，至元而又一盡，經(jīng)此二盡之后，古圣王之所惻隱愛人而經(jīng)營者蕩然無具。”王夫之說：“二漢、唐之亡，皆自亡也。宋亡，則舉黃帝、堯、舜以來道法相傳之天下而亡之也。”宋朝之亡，不僅僅是一個王朝的覆滅，更是一次超越了一般性改朝換代的歷史性巨大變故。用那個時代的話語來說，叫做“亡天下”；用今天的話語來說，不妨稱為“文明的中斷”。

為什么說宋朝的滅亡是“文明的中斷”呢？請允許我先引用周良霄《元代史》序文中的一段話：宋亡之后，元王朝統(tǒng)一中國，并在政治社會領域帶來了某些落后的影響，“它們對宋代而言，實質上是一種逆轉。這種逆轉不單在元朝一代起作用，并且還作為一種歷史的因襲，為后來的明朝所繼承。……明代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承襲元朝，而元朝的這一套制度則是蒙古與金制的拼湊。從嚴格的角度講，以北宋為代表的中原漢族王朝的政治制度，到南宋滅亡，即陷于中斷。”

元王朝從草原帶入的制度及其影響，深刻地重塑了宋后中國的歷史。擇其大者，介紹如下——

“家產制”的回潮。本來宋人已有“天下為公”的政治自覺，就如一位宋臣告訴宋高宗：“天下者，中國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萬姓、三軍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天下非君主私有，而為天下人共有。而來自草原的統(tǒng)治者則將他們所征服的土地、人口與財富都當成“黃金家族”的私產，推行中世紀式的“投下分封制”，“投下戶”即是草原貴族的屬民，有如魏晉—隋唐時代門閥世族的部曲農奴。

“家臣制”的興起。宋人相信君臣之間乃是一種公共關系：“君雖得以令臣，而不可違于理而妄作；臣雖所以共君，而不可貳于道而曲從”。君臣之間，“各有職業(yè)，不可相侵”。入元之后，這種公共性的君臣關系被私人性的主奴關系代替，臣成了君之奴仆，許多大臣甚至需要入宮服役。在主奴關系下，君對于臣，當然也是生殺予奪，想廷杖就廷杖，就如懲罰自己的奴隸，一位明朝的觀察者說：“三代以下待臣之禮，至勝國（元朝）極輕。”

“諸色戶計”的誕生。我們知道，宋代實行募兵制，人民已基本上不用服兵役，勞役亦不多見，差役也開始折錢結算。入元之后，征服者卻按草原舊制，推行全民當差服役的“諸色戶計”制度：將全體居民按職業(yè)劃為民戶、軍戶、站戶、匠戶、鹽戶、儒戶、醫(yī)戶、樂戶等等，職業(yè)一經(jīng)劃定，即不許更易，世代相承，并承擔相應的賦役。

橫掃歐亞大陸的蒙古軍隊

“驅口制”的出現(xiàn)。宋朝基本上已廢除了奴隸制，但元朝征服者又從草原帶入“驅口”制度，使奴隸制死灰復燃。所謂“驅口”，意為“供驅使的人口”，即在戰(zhàn)爭中被俘虜之后、被征服者強迫為奴﹑供人驅使的人口。元朝的宮廷、貴族、官府都占有大批“驅口”，他們都是人身依附于官方或貴族私人的奴隸。

“匠籍制”的推行。宋朝的官營手工業(yè)多實行“和雇制”與“差雇制”，“和雇”是指從勞動力市場上招聘工匠，作為雇主的政府與工匠是平等且自由結合的雇傭關系；“差雇”則帶有強調征調性質，但政府還是需要按市場價向工匠支付工值。元朝卻將全國工匠編入匠籍，強制他們以無償服役的方式到官營手工場勞動。

“路引制”的恢復。漢唐時，人民如果要出遠門，必須先向官方申請通行證，叫做“過所”。宋人則擁有遷徙之自由，不再需要什么“過所”。但元朝又實行“路引制”來限制人口的流動性，元會典中有一項立法，叫做“路人驗引放行”：“凡行路之人，先于見住處司縣官司具狀召保，給公憑，方許他處勾當。……經(jīng)過關津渡口，驗此放行，經(jīng)司縣呈押；如無司縣，于尉司或巡檢呈押；無公引者，并不得安下。遇宿止，店戶亦驗引，明附店歷。……違者，止理見發(fā)之家，笞二十七下。”商民出門遠行、投宿，必須持有官方開具的“文引”，類似于介紹信，才準許放行、住店。

轉載請注明：北緯40° » 宋亡之后文明的十二大逆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