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個星期前，曾在奧巴馬第一任期出任東亞及太平洋事務助理國務卿的科特·坎貝爾（Kurt M. Campbell）提出了一個問題：在中國有望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的當下，為什么北京依然拒絕被貼上“世界第一”的標簽？坎氏并未直接回答此問題，但他尖銳地指出：“在積累起足夠份額的國家權勢之后，中國對于如何運用它尚無定見。”

“坎貝爾之問”（Campbell Puzzle）當然不是什么新話題。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作為美國最大競爭對手和國際權勢挑戰者的角色已經被普遍接受，中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的既定局面（de facto）即使不在2014年出現，時間上相差也不會很遠。真正值得注意的是，當國內外輿論把關注點過分集中在中國對美國的“挑戰”或美國國際權勢的“衰落”時，很少有人能回答另外一些問題——“中國時代”，或者說“后美國時代”，究竟意味著什么？北京將以何種方式行使它作為世界領導者的角色？這種方式將給國際體系帶來何種變化？它又會如何應對導致歷史上一系列大國衰落的各種問題？

領導力指數（Leadership Ability Index）應當被視為區分真正的世界強國和僅僅是具有“世界級指標”的地區大國的重要標準。1914年時的德國和美國在多項經濟和安全指標方面已位居世界前列，但在資本流動范圍、跨區域影響力投射乃至承擔的安全義務上仍處于地區級水平，因此很難說在國際政治中居于領導階層；反之，1945年時的蘇聯無論是在工農業生產、尖端科技水平還是海上力量方面都遠不及美國，但它在地理政治和意識形態輸出上的特殊優勢足以使其占據兩極的一端，成為此際“唯二”的世界大國之一。

從這個角度看，中國在經濟總量上超過美國遠不等于“挑戰”成功，它甚至可能只是更大、更復雜的考驗的開端；而無論北京是否以完全“取代”美國為目標，提升領導力指數都將是未來幾十年對外戰略的重心。在對中國的國際領導力做出分析時，又須回答這幾個問題：從“韜光養晦”到“有所作為”，中國需要放棄哪些戰術優勢，又將面臨何種風險？美國的“衰落”對國際權勢分布有何長期影響，它是否必然導向中國在全球范圍內的“崛起”？中國需要在內外政策方面做出何種調整，才能在領導力指數上獲得持續而穩固的提升？

超越“弱者戰略”

距今17年前，美國最具影響力的中國問題學者之一羅伯特·羅斯（Robert S. Ross）曾經用“安全至上”和“保持機動性”這兩項標準來剖析中國的外交政策。羅斯認為，在主要利益尚局限于亞洲范圍之際，以“弱者”面貌出現的政策使中國不至于漫無目的地投射影響力，可以專注解決近在眼前的憂患，從而確保安全。以“弱者”自居的國家在和領導者發生糾紛時討價還價的余地更大，并且不會因此損失聲望。“弱者”的表態還給了北京相當程度的戰略機動性——中國因為地理位置、人口和領土規模以及資源總量上的優勢，天然地就能在國際活動中發揮重要影響，當它把這種影響用在擾亂已經存在的同盟、卻不建立自己的同盟時，就能獲得更大機動性。

時過境遷，“弱者戰略”在中國當下的對外交往中仍時有浮現。例如，中國在參與國際非傳統安全問題的應對時，往往是以該任務是否與本國海外利益直接相關為準繩；在包括亞丁灣護航在內的國際行動中，中國也更樂于以獨立身份展開活動，而非服從于多國聯合指揮機構，以免削弱機動性（雖然與各國指揮機關的交流始終在進行）。在參與特定的地區安全問題和包括氣候、太空等在內的全球“公地”治理時，中國政府依然會遵循傳統路線，提出基于道義原則而非可操作性的處置方針——道義原則當然不只是空口言，但它是一種相對“安全”的表態，因為很少有國家會從正面對這些原則進行攻擊。然而安全亦有其代價：對道義原則的申明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對權勢政治和大國協調的排斥，并且很難轉化為具有實施力和約束力的路線，故而收獲的往往只是“感謝”。

毋庸置疑，在中國經濟和社會結構尚處于深化改革階段的當下，“弱者戰略”的剩余價值依然可觀。但它對中國長期國際領導力所起的消極作用，也應得到認識。首先，中國對自身參與跨地區國際合作、尤其是安全合作的能力評估相當謹慎，因此通常會對與本國利益直接相關的事務予以優先考慮，而對其他活動持觀望態度。這種姿態當然不違背中國的國家利益，但與國際輿論尤其是非亞太國家對中國作為“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的定位頗有歧異。對后者而言，中國在參與國際合作時暴露出來的能力和經驗缺陷，遠不及“自掃門前雪”式的保守姿態對領導力指數傷害來得大。迄今為止，中國在國際事務中“搭車”的場合依然多過建設性參與，包括很少展現作為跨地區國際合作組織者的意愿或能力——換言之，較少公開表達承擔更大份額國際治理成本的希望——這不僅無助于建立國際社會對中國的信任和依靠，反過來還會使一些國家更加支持美國對華的“軟遏制”：一個動機不明的新領導者總不及存在缺陷但風格透明化的舊領導者來的可靠。2011年9月國務院新聞辦發表的《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提出中國“秉持積極有為的國際責任觀”，這需要進一步落實為主動和持續的行動。

其次，中國融入和參與建設國際制度的程度越深，過去那種看似游刃有余的機動性受到的限制也就越大，這是“弱者戰略”無法徹底規避的。外交政策中的靈活機動，出發點在于避免完全由本國承擔雙邊或多邊政策的成本，同時減少不必要的沖突；但伴隨中國的經濟、政治乃至安全利益由亞洲擴展到全世界，它和國際體系之間的融合程度與幾十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語，這意味著規避風險的空間已經變得極其有限。誠然，在不發生大規模對外沖突的情況下增長權勢始終是中國的既定方針；但避免沖突并不等于游離逡巡，如果把對外合作視為理性的投資行為，在付出機動性作為代價的同時，北京完全可以嘗試創設并擴展利己性的國際制度安排。

更重要的是，近幾年周邊安全形勢的復雜化顯示：以全球層面為導向的“弱者戰略”，在和中國國家利益具有更緊密關聯的西太平洋范圍內并不完全適用，甚至會產生適得其反的效果。畢竟，即使中國在全球范圍內長期以“弱者”自居，它的政治和安全能量在亞洲范圍內都是不折不扣的龐然大物，空間距離的有限和解放軍裝備現代化帶來的直接壓力使得以東南亞國家為代表的周邊勢力很難完全認同中國基于道義原則或公開表態的“示弱”。對周邊國家的這種疑懼，中國未必要以睚眥必報的極端反應作為回應，但超越“弱者戰略”、以自信和果斷的姿態主導亞洲安全環境的改善，無疑是長期的努力方向。

辯證看“興”“衰”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輿論對“中國領導世界”的鼓噪越來越多地和“美國衰落”的呼聲聯系在一起。誠然，“衰落”中的美國遠不像1815年的法蘭西帝國或1991年的蘇聯那樣一蹶不振，它依然擁有舉世無雙的軍事機器、龐大的經濟規模和不可替代的國際影響力，但即使是最樂觀的西方觀察家也承認：單極時代正在過去，美國作為世界領導者的合法性、穩定性和可持續性都出現了縮水。與之相反，中國的國際影響力仍在不斷上升當中，并被視為美國的后繼者。這就出現了一個相當微妙的問題：美國的“衰落”是否必然導致中國的“上位”？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全球領導地位并非私相授受，不能單由美中雙邊關系來考察這一問題。需要審視的是美國的衰落對世界權勢結構的長期影響：“一超多強”格局已趨于終結，但尚未有其他國家或集團明確表達了希望領導世界的意愿。歐盟始終未能成為獨立的全球性政治力量，俄羅斯的注意力集中在鞏固對原蘇聯西部加盟共和國的影響力和控制上，中國、印度等新興國家則存在比較突出的周邊安全隱患，這使得全球權勢出現了相當程度的分散化傾向。不僅如此，伴隨美國在大中東地區輸出美式民主政體嘗試的失敗，從非洲北部到中亞的“伊斯蘭新月”地帶出現了持續的政治動蕩，并以鏈式反應模式在相鄰國家間蔓延。這種動蕩很難歸結于單一緣由，它是后冷戰時代以來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人口爆炸式增長、傳播技術高度發展乃至“失敗國家”主體意識崛起雜糅而成的產物，并且迄今尚未得到有效疏導。這就使得后“一超”時代的全球權勢分布變得越發不穩定。

這種被布熱津斯基稱為“全球政治覺醒”（Global Political Awakening）的新現象，影響到的絕不僅是美國和全球層面的政治穩定，它對地區政治造成的沖擊將更加持久。在不久前爆發的越南反華風潮中，已經出現了以“抵制中國”為引子、要求改革越南國內政策甚至政治體制的聲音，這絕不會是個案。未來相當一段時間里，“反華”可能成為多個亞洲國家政治上進一步變革的引子，這對中國無論如何都不是好消息。和美國甚至俄羅斯不同，中國是唯一一個在地區和全球層面都面臨重大安全挑戰的強國，其中來自周邊國家的壓力甚至往往大于全球層面。權勢碎片化傾向的加劇以及美國控制力的下降，將使為數不少的國家熱衷于伸張全然利己主義的政治和安全訴求（反過來看，美國干預能力的下降也會使它進一步下放給予盟國的自主權），從而使中國的全球抱負遭遇“背后一刀”——周邊國家追求亞洲權勢再分配的努力將損害到中國追逐全球領導地位的事業。

今日的亞洲可能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存在最多安全兩難（Security Dilemma）、潛在沖突中心甚至核擴散風險的地區，這意味著中國不像19、20世紀之交的美國一樣，僅憑“無為”就可以坐待全球領導權自然轉移。全球領導力的提升，首先取決于對地區安全隱患建立控制的能力；換言之，在展望世界領導者地位之前，中國的主要注意力仍須放在周邊地區。這可能會經歷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但要避免在1914年時的德國曾經出現的“被包圍”（Einkreisung）狀況，就必須努力排除可能造成資源和注意力分散的隱憂。從另一角度看，西太平洋沿岸已經成為全球范圍內經濟增長最為強勁的板塊，中國主導這一地區的治理本身就有助于提升國際領導力。

反過來，中美雙邊關系在這個過渡時期可能出現“小陽春”。對中國來說，以第二強國的身份與一個權勢相對縮水的美國共處，在資源集中度和運用效率上反而要優于多極格局。只要中國能適度抑制“受害者”心態，在盡量避免與美國發生大規模沖突的情況下爭取國際影響力的繼續提升，并把建立地區安全保障作為當前的主務，實現權勢和平轉移的可能性始終是存在的。但這又涉及到另一個問題，就是中國如何在制度、心態乃至宣傳方面向真正的世界領導者前進。

提升“內功”

站在歷史后端審視美國作為世界領導者的年代，有幾點優勢是值得格外關注的：首先，“美國模式”被認為是一種極富吸引力和模仿價值的制度，它不僅在現實的政治競爭中壓倒了蘇聯模式，而且成為諸多國家爭相效仿的樣板。即使是早先的英帝國，面對這種制度示范效應也只能相形見絀。其次，美國政府與公眾之間的互動在大部分時間里處于良性狀態，公眾輿論在接受并參與承擔美國作為世界領導者的角色的同時，也為國民提供全球事務的解說和教育。領導力的養成由內而外，成為美國在20世紀發揮重大世界影響的基礎。

反過來說，美國的“衰落”，恰恰表現為兩大優勢的縮水和崩塌。小布什政府在21世紀初一系列魯莽的單邊主義行動大大削弱了“9·11”事件后世界輿論對美國的同情和支持，美國在世界金融危機中的表現則令人對“美國模式”的可持續性產生懷疑，使華盛頓在國際上的聲望大受打擊。2013年以來陸續曝光的“棱鏡計劃”和其他監聽行動更是使一向被視為美式民主核心價值的自由、人權等理念的真實性受到了懷疑。與此同時，國內收入差距的擴大和政治制度的黨派化使得政策議程出現了間歇性振蕩，達成政治共識也越發困難。這使得為數不少的評論家和前官員做出判斷：美國的當務之急在于重新整合和發揮內在優勢，非如此不足以抵消衰退。

曾經屬于美國的優勢，正是志在提升國際領導力的中國需要借鑒和效仿的。迄今為止，北京秉承韜光養晦、謹慎務實的方針，繼續推進對政治、經濟體制的改革，而較少嘗試將“中國模式”加以推廣或輸出，這無疑是明智之舉。但改革不可能以閉門造車的方式進行，如何將國內改革進程與國際領導力的培養融為一體，值得細細揣摩。2013年11月成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職責要求和工作重點顯示，北京已經在塑造一種能夠對國內外重大事態形成有效對策、同時對長期的大戰略締造做出審視的安全決策體制，這是一個相當有意義的舉措。但決策體制的優化僅僅是一個相對具體的側面，更艱巨的任務是發展一種適合本國國情、同時具有更突出普世特征的民主政治體制。這種體制的意義不在于標榜，而是要在繼續優化國家經濟和政治效率、使社會保持穩定性和活力的同時，增強中國人在參與世界治理時的自信心。19世紀以來德、日、蘇等后發強國參與世界領導權角逐的經驗教訓顯示，“改變自己”可以也應當成為強化國力的源泉，繼而為影響世界創造可能。

不僅如此，一種平和、自信、有耐心的對外政策輿論壞境，也是中國提升對外領導力必不可少的要素。最近十年以來，伴隨國際地位提升造成的外部環境復雜化，中國公眾越來越多地就對外政策表達意見，媒體則成為其引導者和輸出渠道。在此過程中，大眾民族主義成為了一種不可忽視的力量，它在為政策締造創造了一種新來源的同時，也帶來了缺乏耐性的戾氣。實際上，鼓吹在每一對外交涉和沖突中睚眥必報，以及動輒宣揚“揮動經濟大棒，堅決制裁XXX”之類的偏激言論，恰恰是一種不自信和缺乏領導眼光的表現——中國引以為豪的經濟成就基本是在近三十年內實現的，放在歷史長河中，這是一個極其短暫的時段。經濟優勢的快速養成，使我們具備了較充足的資源和相對充裕的時間去實現政治影響力和軟實力（Soft Power）的提升。有什么理由相信，所有爭端和問題突然就到了過時不候的節點，需要在極端時間內倉促和魯莽地做決定呢？反過來，一個尚未培養出強勁國際領導力的國家，動輒就以“大棒”、“撂挑子”等言論示人，又如何使世界輿論相信它足以成為理智的世界領導者呢？在此不妨重溫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的告誡：“國家間的能力差別，往往體現于它們能否區分以下兩種狀態：什么是持之以恒的雄心，什么是自以為是的輕佻。”
（原文載《南風窗》2014年第13期，刊登時標題改為“中國的國際影響力從哪里來”作者：劉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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