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方,特別是北京,常可以聽到一句雖非惡毒辱罵卻頗含貶義和譴責的話——“撐的!”其實“撐的”是簡語,其全稱表達式是“吃飽了撐的”。在球迷鬧事后我們會聽到長者一言蔽之:“撐的!”在孩子調皮搗蛋后我們又會聽到家長的吼叫:“吃飽了撐的!”有時當我們心血來潮做出了非常的舉動時,也會遭到朋友、愛人的白眼,并伴之以微微的嗔怒:“沒事撐的!”“撐的”這一字眼在社會上如此流行,自然也進入了文學家們的筆下。阿城小說《棋王》中的主人公碰到一個撿破爛的老頭,不期這竟是一位象棋高手:
后來我們見天在垃圾站下盲棋,每天回去我就琢磨他的棋路,以后居然跟他平了一盤,還贏過一盤,其實那盤我們才走了十幾步。老頭用鉛絲扒子敲了半天地面,嘆一聲,“你贏了”。我高興了,直說要到他那兒去看看。老頭白了我一眼,說:“撐的?!”
寥寥兩字,神情畢露。概言之,“撐的”把一種或輕或重的譴責加在各種背離常規的行為之上。深究這一詞匯的字面意思和其實際意味間的關系,我們領悟到“食”,具體說“飽與饑”,對一個民族的思維方式、表達方式、審美方式的深刻影響。一個吃不飽飯的民族形成了一個簡單卻堅定的邏輯:行為與肚子的狀況關系密切?!皳蔚摹钡呢焸湟馕侗磉_出這個民族行為判定上的傾向性,它認為每個社會成員首先該管好自己的肚子,少做常規之外的事,少管閑事。而見到一個成員的行為逸出正常軌道,他根據自己肚子的半飽狀況,首先想到遵循常規省力,非常舉動費力,這家伙何以有精力做費力的舉動呢?一定吃多了,難怪。據說很多邊遠地區的農民過去吃不飽飯,農閑時每日只喝兩碗稀粥,喝畢,直挺挺地躺在炕上以節省消耗。這樣的饑民如果見到鄰居蹦蹦跳跳起來,一定會驚呼:“他們撐的了?!”
中國的俗文化和小傳統,只有放在長期的、經常吃不飽的背景下,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吃不飽是一種常態,偶爾吃飽反而成了變態,因此有“飽暖生淫欲”這樣的名言。仿佛吃飽了就一定要生事的。但不管邏輯上如何,俗語是歷史經驗的結晶,它自有其道理在,且一再被證實著。中國人一旦吃飽了,就自有其獨特的珍惜方式,不是居安思危、勵精圖治,而是大肆揮霍、今朝有酒今朝醉。每每經濟剛一復蘇,便是傳統的消費文化勃然興起:吃喝嫖賭、修祖墳以及魯迅所說的中國男人的三件玩具“鴉片煙、麻將牌、姨太太”。明明是復興之時,明明在縱情享樂,享樂者的心靈卻籠罩著世界末日之感。世界固然是并無末日的,但人們卻頑固地以為盛事難久、良辰不再、天公不會永遠光顧我們、政策也難保明天不變,索性是婦人美酒,且向樽前一醉休。從今天眾多的暴發戶身上我們不是看到了“撐的”、“飽暖生淫欲”和惡性消費的復活嗎?中國的歷史總是在一亂一治、一盛一衰、長期吃不飽一時撐得慌、“撐死膽大的餓死膽小的”中循環。
該怎樣突破這一循環?馬克斯·韋伯認為出路在于一種新型價值觀的建立。這個價值觀就是為了明天的利益犧牲今天的享樂,勤奮工作、節儉消費,積累財富投入再生產。“明天”是不能預計和謀劃的,所剩下的便只有“今天”了,以致今天的大肆享樂籠罩著“末日之感”,在畸形中進行,注定是短暫的,盛筵難再。
我們應該意識到一個吃飽了的人同一個餓著肚子的人是大不一樣的。前者確乎有更多的精力和熱情需要發泄。如果我們創造不出一種新型的消費文化,就勢必回歸到吃喝嫖賭、祖墳、納妾這樣的文化中去。那種建立在饑餓基礎上的價值觀和審美意識應當扭轉。“發泄”不該被視為一種可憎惡的生理和心理現象,而應該被看作是人的正常性質,所需努力的是為之尋求健康的方式。所謂“玩物喪志”曾經是善意的道德箴言,但它顯然是與“饑餓文化”相適應的。“玩物喪志”的告誡有助于一個人在原始的生存競爭中獲勝,而在今天大多數人“撐了”的時候,要為游戲正名,把更多的人吸引到健康的游戲中來。席勒說:“只有當人充分是人的時候,他才游戲:只有當人游戲的時候,他才完全是人。”
走入美國社會,你會驚異他們游戲之豐富、玩樂之瘋狂。觀賞棒球、橄欖球,親自操練網球、門球、游泳、沖浪、滑雪、潛水、旅游、登山、開游艇、駕飛機,可謂上天入地,并且是那樣普及。吃喝,即使請客,也多是每人一菜;賭博,固然合法存在,但在整個社會娛樂中所占比例甚小。惡性消費不是主流,多數人在健康高雅的方式中打發閑暇、排遣精力。
在日本,圍棋被列為很多中小學的課程。社會上有一句諺語:下圍棋的沒壞人。可見他們對正當游戲的重視。
隨著近年中國人填飽了肚子,玩風日長。在消費和娛樂的風潮中,有吃喝嫖賭,卻也有圍棋、橋牌、旅游。玩,第一次在國人的生活中占有如此的比重。因而玩的健康化、高雅化正是文明再造的組成部分。球迷鬧事的啟發是極大的。當你看到看臺上幾萬人飽滿的精力和熱情時,你不由會想,我們有寬闊的發泄渠道嗎?如果我們的城鄉中增添了幾萬個足球場供男兒馳騁,賭風大約會淡化,麻將桌大約會蕭條一些了吧!
我們才剛剛吃飽,正有待建設起自己豐富的娛樂文化呢。
摘自鄭也夫《語鏡子》,中信出版社,2014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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