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f the truth is often a great lie.

中央情報局到底在忙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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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助書籍出版是中央情報局的另一項大運作,因為在它看來,“書籍是最重要的戰略性宣傳工具”。據不完全統計,中央情報局在50、60年代至少參與了1000本書的出版。如吉拉斯的《新階級》和巴斯特納克的《日瓦戈醫生》都是中央情報局的推銷重點(“significant books”)。其他的書林林總總、不勝枚舉,涉及中國的至少有現任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麥克法(Roderick MacFarquhar)編輯的《百花齊放》(The HundredFlowers)。不光出書,中央情報局還請人在各類刊物上撰寫書評,推銷其出版物。當然所有這一切都是秘密進行的,外人根本不知道其中的黑幕。

《文化冷戰》列舉了長長一串接受過中央情報局資助的人的名單,讀起來有點像20世紀西方文化名人錄,僅中國讀者熟悉的人就包括歷史學家小施萊辛格;理論家馬爾羅,克里斯托,羅素,柏林,阿倫特,屈林夫婦,席爾斯;社會學家貝爾;詩人艾略特,奧登,洛威爾;小說家庫斯特勒,奧威爾,瑪麗?麥卡錫;畫家羅思柯,波洛克等。

一般的書索引部分是最沒意思的。《文化冷戰》則不同,其索引部分最讓人開眼:它列舉了長長一串接受過中央情報局資助的人的名單,讀起來有點像20世紀西方文化名人錄,僅中國讀者熟悉的人就包括歷史學家小施萊辛格;理論家馬爾羅(AndreMalraux),克里斯托(Irvingkristol),羅素(Bertrand Russell),柏林(Isiah Berlin),阿倫特(HannahArendt),屈林夫婦(Lionel Trilling和Diana Trilling),席爾斯(EdwardShils);社會學家貝爾(Daniel Bell);詩人艾略特(T.S.Eliot),奧登(W.H.Auden),洛威爾(RobertLowell);小說家庫斯特勒(Arthur koestler),奧威爾(George Orwell),瑪麗?麥卡錫(MaryMcCarthy);畫家羅思柯(Mark Rothko),波洛克(JacksonPollock)等。

在這些人中,有些的確不知道自己被中央情報局利用,當有人送來頭等艙機票,被邀請去度假勝地開會,他們樂得去享受一下。有的則清清楚楚地知道資金來源,如小施萊辛格,柏林,阿隆,阿爾羅,席爾斯,貝爾,胡克,屈林夫婦。還有些人聲稱自己不知道,但知情人認為他們不可能不知道,只是為了維護自己“獨立”的形象 假裝不知道而已。

這里值得一提的有兩位小說家。一位是《正午的黑暗》的作者庫斯特勒。這位匈牙利裔英籍作家年輕時曾參加共產黨,為共產國際的宣傳部門工作。后來他變成了激烈的反共分子。1948年,他到美國轉了一大圈,在那里與中央情報局掛上了鉤,正是聽了他的建議后,中央情報局把宣傳的重點放到了“非共左翼知識分子”身上。他對英國政府的諜報部門IRD(TheInformation Research Department)提出了同樣的建議。他得到的回報是,《正午的黑暗》出版后,IRD秘密買下五萬本送人,使他大撈了一筆稿酬。

另一位是《動物農莊》和《一九八四》的作者奧威爾。在小說中,他表現出對監視一切行為的“大兄弟”和告密者的強烈憎恨,但他自己卻兩方面的癖好都有。奧威爾有個習慣,走到哪兒都隨身帶著一個藍皮四開筆記本,記錄可疑的人和事。到1949年,筆記本中已包括了125個人的材料。奧威爾懷疑這些人有的顯現了“同性戀傾向”,有的“好像是黑種”,有的大概是“英國猶太人”。如果僅僅是自己記著玩玩也就罷了,而奧威爾卻在冷戰高潮的1949年主動跑到英國諜報部門IRD舉報了35個“共黨同路人”,使這些人的名譽和生活受到嚴重打擊。奧威爾曾在《動物農莊》的序言中堂而皇之地引用伏爾泰的話說,“我不贊成你的觀點,但會誓死保衛你說話的權利”。但他臨死前的作為卻好像是說,“我不贊成你的觀點,所以我有權向有關當局檢舉你”。不過言行不一的“自由主義者”又豈止奧威爾一人。

《文化冷戰》雖然長達500多頁,但內容引人入勝,拿起來就希望一口氣讀完。如果說它有什么缺點的話,大概可以指出兩點。一是它只涵蓋了1947至1967年,這也許是由于有關以后年代的文件美國政府還沒有解密的緣故,而不是因為中央情報局洗手不干了。最近美國《混合語》(Lingua Franca)雜志揭露,中央情報局在1996年后加緊了對學術界的滲透。以筆者熟悉的政治學界為例,就有不少人為中央情報局工作,如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院長約瑟夫?奈(JosephS.Nye),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美國政治學會會長Robert Jervis,以及我在耶魯大學政治系的同事Bradford Westefield。他們本人也不否認。《文化冷戰》的另一個缺點是它沒有涉及中央情報局在亞洲的宣傳活動。中央情報局豈有放過亞洲(特別是中國)知識界的道理。也許桑德絲本人對亞洲知識界的背景不了解,所以沒有能力涉及。但愿有一天有人能彌補這個缺憾。

不過《文化冷戰》的最大貢獻是它用確鑿的證據證明中央情報局的手伸得很長,幾乎無所不在。又是顛覆,又是宣傳,也許還有其他一些見不得人的勾當。

(作者:王紹光,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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