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一開始就建立在流沙上

共識網：習近平最近在歐洲的一次演講中，談到中國道路時，說過這樣一段表述，他說：1911年，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舊的制度推翻了，中國向何處去？中國人苦苦尋找適合中國國情的道路。君主立憲制、復辟帝制、議會制、多黨制、總統制都想過了、試過了，結果都行不通。我們知道，您在研究辛亥及其之后的這段歷史上做了不少工作，比如您那本《民國紀事本末》寫的就是這一段的憲制演變情況。結合習近平的話，我們的問題是，從歷史脈絡而言，中國是怎么一步步走上當下選的這條路呢？

劉仲敬：辛亥革命不是孫中山領導的，雖然他及時地利用了革命造成的機會。革命是八旗中央集權派和地方精英的沖突造成的，這種沖突破壞了曾國藩和恭親王建立的滿漢互信和朝廷-地方協調體系。十八省的獨立（分裂）帶來了多種路徑的可能性。首先就是：建構中國是否有必要，有可能？如前所述，共同體的價值認同是民主的前提。試想，一個波蘭俄羅斯哈薩克聯邦共和國能站得住腳嗎？五族共和其實就是這樣的產物，民國一開始就建立在流沙上。以大清版圖為基礎構建大中華，本質上是政治決斷，民意和歷史的基礎幾乎不存在。決斷的基礎有二。其一，梁啟超以來江南知識分子的希望。其二，條約體系的需要。當時，第二點更重要。大清是東亞諸條約的政治主體。重新談判簽約非常麻煩，民國直接替代可以簡化問題。老布什也曾經出于同樣的理由，反對蘇聯解體。這樣的繼承國只能是十八省聯邦和蒙藏特殊政權的邦聯，否則根本不能指望后者哪怕是象征性的同意。

這樣尷尬的聯盟比1848年的日耳曼邦聯更加脆弱，注定是過渡性的安排。如果聽任內部因素自然發展，解體的可能性顯然占壓倒優勢。袁世凱重建中央集權的嘗試失敗后，1923年憲法進一步擴大了各省的權力。二十年代的趨勢是東南各省制憲工作順利進展，沿海地區經濟迅速起飛，東北和內地的差距穩步擴大，蒙藏獨立性日益增強。聽其自然，大清版圖大概會建立四五個獨立政權。滿洲（很可能包括內蒙）只需要二三十年，就會成為東亞第一號工業強國。東南各省各自行憲后，可能以1923年憲法為藍本，建立模范聯邦國家，建立外貿取向的現代化經濟。蒙古和西藏各自獨立建國。北方和內地各省雖然會陷入長期混亂和貧困，但共同體認同會隨著時間自然形成。江南聯邦會以正統自居，但不必否定諸夏姊妹國家的合法性，正如德國不必吞并奧地利和瑞士，小日耳曼主義和小俄羅斯主義是歐洲和平的必要保障，大德意志主義和大俄羅斯主義肯定會導致國際性戰爭。

但是民國的精英更加傾向于大中華主義，因此對自己的悲劇負有極大責任。但是我們不能忘記，中國的命運主要是由國際體系的演變造成的。如果以英國為首的列強不能或不愿維護遠東條約體系，和平演變的自然趨勢肯定會遭到破壞。二十年代，蘇聯和國民黨是主要破壞者；三十年代，日本及其支持的滿蒙獨立派、北洋聯省派開始報復；共產黨作為蘇聯供養的集團，在夾縫中投機。無論從國際體系的角度看，還是從憲法秩序的角度看，蘇聯都是主要責任者，國民黨是次要責任者，日本只是在報復過程中手段比較簡單粗暴而已。在1912年和1923年憲法體系中，五族是平等的憲法主體。十八省根本沒有單方面修改憲法的權利，何況國民政府甚至沒有取得十八省的同意和國會多數派的授權。這樣的情況放在歐洲，如果奧地利皇帝用同樣的手段對待匈牙利王國，匈牙利肯定會在列強干涉下獨立。南斯拉夫就是這樣解體的。國民黨能夠掩飾自己的錯誤和失敗，僅僅因為日本后來犯下了更大的錯誤和罪行。但敵人的錯誤不能使自己正確，敵人的失敗也不是自己的勝利。

國際體系在歐洲無法重建，首先體現于拉巴洛會議和蘇德事實合作；在遠東無法重建，首先體現于列寧的亞洲革命外交和國際軍售禁令的失敗。早期民國之所以沒有出現改朝換代例行的割據爭雄局面，主要原因在于：任何軍閥都需要跟公使團交涉，在國際社會面前維持一個統一國家的假象。如果可能，這個假象最好具備西方立憲政體的形式。如果國際社會自身四分五裂，立憲政體在西方頹勢顯然；脆弱的憲制很快就會蕩然無存，國際協調外交也會同時喪失存在的理由。

列寧的對華政策可以概括為：以廢除不平等條約為餌，誘使中國加入瓦解國際體系的革命外交。北洋政府沒有勇氣對抗即使已經四分五裂的列強，蘇俄的交涉對象很快就轉向廣州。這無疑意味著中國內戰的升級。英國首倡的國際軍售禁令原本是為了阻止中國內戰，結果卻只能約束遵守決議的主流國家。這些國家在亞洲內地的利益有限，野心不大。利益和野心最大的蘇俄和日本則完全不受約束；因此中國內戰很快就造成了蘇日爭霸東亞、列強不斷退縮的局面，沒有獲得蘇日任何一方支持的政治勢力迅速萎縮、消失。

國民政府在無力統一中國的情況下清黨，陷入了比北洋政府更惡劣的外交絕境。她不能完全放棄革命外交和民族主義原則，因為這意味著取消北伐革命的合法性。她在內地收回關稅自主權和教育權，至多獲得西方勉強的容忍；在內亞邊區強化中央權力，立刻激起了蘇聯和日本的軍事反擊。這時，她再依靠國聯和國際協調外交，處境遠不如北洋政府在凡爾賽-華盛頓時代。在俾斯麥式現實主義的眼光審視下，革命外交的自殺性是一目了然的。清除西方在中國的條約利益，列強就不再有動機維護中國的領土完整。中國沒有能力單獨應對蘇聯和日本的野心，這種野心會直接導致中國的肢解。廢除條約體系意味著取消列強的集體干預，然而只有列強的相互牽制才能防止個別強國的冒險行動。

只有在中國迅速實現軍事和軍事工業近代化的前提下，革命外交才能取得預期的效果。在當時的歷史約束條件下，只有一種路徑可以在一代人之內將農業國改造為軍事工業強國——那就是斯大林模式，其代價是對農村施行超經濟剝奪。其他任何發展模式都需要更長的時間積累基礎。國民政府一面要求在短期內廢除不平等條約，一面無法在短期內實現軍事工業化。這種自相矛盾的政策注定了自身的毀滅。她在短暫和平時期取得的建設成就得不到和平外交或強大武力的保護，實際上已經破壞殆盡。如果沒有在統計數據中加入日本建立的東北重工業，中國1945年的各項經濟指標還會更加惡劣。

國民政府主要的外交成就在于：加入西方主流國家的聯盟，利用盟軍的力量摧毀了日本的霸權。不過，這是一個皮洛士式的勝利。她付出的代價比北洋政府大得多。敵人的失敗不一定等于自己的勝利，一戰后的法國早已發現了這個事實。

歷史經驗顯示：只有在多國勢力接近于平衡的情況下，國際體系才能維持相對的穩定。在原有平衡遭到破壞、新的平衡未能建立的時期，勝利者通常得到的不是國際平等、而是戰爭與動蕩。弱小國家更有可能為了安全，尋找新的霸權，而不是追求平等。在霸權沖突的不穩定的地區，霸權的轉移或毀滅通常導致弱小國家內部的革命。

二戰在東亞的外交后果是：經過日本的侵占和國民政府的廢除不平等條約，西歐各國的條約利益已經蕩然無存。中國經濟、社會全面崩潰，日本徹底毀滅；為更加強大的蘇聯留下了舞臺。美國是最后一個強大的西方國家，但她面對亞洲大陸的地緣形勢非常類似十九世紀英國面對歐洲大陸的形勢。她的最佳選擇莫過于離岸平衡策略：獨霸海上，控制重要島嶼和戰略要地；一般情況下，對大陸奉行不干涉政策；一旦有某個強國接近于獲得絕對優勢，立刻集結其他弱國堅決反對。

歷史發展到這一步，隨后的事態已經不難預期。日本在東北和亞洲內地的遺產必然落入蘇聯手中，在太平洋的征服必定落入美國手中。如果中國發生內戰，掌握東北重工業基地（也就是中國百分之七十的重工業）的一方享有絕對優勢，而東北的仲裁權掌握在蘇聯手中。國民政府這時除了她實際上采取的行動，只有另外兩種選擇。她可以實施捷克式的強烈親蘇政策，能夠滿足蘇聯對東北、內蒙、新疆的要求，這樣雖然能夠避免內戰和革命，但無法避免貝奈斯式的結局：通過聯合政府實現體面失敗，最終加入蘇聯衛星國的行列。或者，她可以試圖夸大蘇聯霸權的威脅，說服美國更早、更多地干涉，這樣或許能保存臺灣以外的某些沿海土地，甚至南中國。不過，在中國法定領土同時包括東北和臺灣（也就是橫跨內亞和太平洋）的前提下，跨海分治就是最合理、最可能穩定的結局。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冷戰的女兒、二戰的孫女，正如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女兒、一戰的孫女。先在的雙重約束決定了她的路徑和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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