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主義是烏托邦，但列寧主義不是
共識網：緊接著上一個問題，今天，我們回過頭來看，在20世紀初期，對中國向何處去這個問題，可供選擇的方案其實有很多，這從當時活躍的各種思潮及其實踐也可窺得一二。但國人的選擇，卻日趨激進，及至最后選擇了蘇俄共產主義這樣一個烏托邦道路，您認為個中因由為何？
劉仲敬：共產主義是烏托邦，但列寧主義不是。列寧主義是總體戰在亞細亞社會的變形，嚴格說來不符合馬克思時代的共產主義標準。
民國知識界的激進化是十九世紀歐洲思想史在遠東的投射，激進是針對世俗人文主義和功利主義而言、不是指列寧主義。列寧主義一開始就是蘇聯盧布植入的結果，很難說是國人的選擇。李大釗在自己的政治保護人垮臺后，不得不依靠蘇聯的金錢，不得不放棄了自己原先鼓吹的理論。這種情況跟嚴復或梁啟超引進西方自由主義或國家主義完全不同。難道嚴復或梁啟超也是英國和日本情報機關的成員嗎？國民黨需要蘇聯的金錢和武器，半心半意地接受列寧主義。而共產黨一開始就是共產國際的分支，不僅完全依靠蘇聯的資助，而且生殺大權都掌握在蘇聯手中。這些選擇都是出于現實政治的考慮，一點都不烏托邦。
共產主義的思想和組織都是外來的，但組織才是重要的。思想起的作用，連點綴都算不上。國際共產主義理論當中，中國人的地位還不如匈牙利。
共識網：下一個問題，對于這種激進化的道路選擇，彼時的知識分子有無責任？比如，他們在譯介自由主義思想的時候，總是不自然地會根據自己認為的需要，多有歪曲。
劉仲敬：某些知識分子的機會主義顯然有責任，但責任顯然不大。李大釗在接受盧布以前是堅決鎮壓國民黨的國家主義者，在接受盧布以后變成國民黨的主要代理人。這種行徑不可能由思想內在演化解釋。知識分子可能充當策士和間諜，但李大釗這種是政治投機問題，不是思想認識問題。如果沒有他們，蘇聯不難另找代理人，例如瞿秋白這樣“畢業就失業”的俄文學生。民國不缺游民知識分子和游民無產者，不愁招不到人或是培養不出人。
自由主義的思想（或任何思想）和國共兩黨的政治軍事集團根本不在同一個層次上，思想引進的忠實性對政治路徑影響甚微。反過來卻不是這樣，勝利者不難扶植和培養自己喜歡的思想。啟蒙創造歷史的學說符合知識分子的自我陶醉，在真正的歷史上卻沒有什么依據。自由主義思想的歪曲程度低于國家主義和社會主義，因為后兩者有機會獲得政治集團的扶植。歪曲和迎合是資助的代價。
英國憲法是社會集團博弈出來的 不是理論家設計出來的
共識網：相關的一個問題是，從歷史上來講，以休謨、洛克為代表的自由主義脈絡為基礎的一套憲政實踐緣何沒能在中國生根落地？據我們所知，其實我們也曾有過這樣的機會的。問這個問題，也是基于您正在進行的一項寫作–《英格蘭憲法溯源》，此書進展如何？我們甚是期待。
劉仲敬：這種機會不大可能存在。中國只存在另一種機會，某種拉美式的威權主義披上立憲主義外衣。經過長期和平發展，最終和平演化成功。
歐洲由封建自由的各階級分權演化為立憲君主制，這種可能性在秦政以后的中國已經消失，雖然在周政下或許曾經存在。你不可能在近代中國復制中世紀晚期歐洲的歷史背景。歐洲思想家是事后的總結者，不是事前的設計師。英國憲法是貴族、新教徒等等社會集團博弈出來的，不是理論家設計出來的。歷史創造思想，思想創造不了歷史。根據某種理論設計未來的發展，這種做法就很不自由主義。
至于我那本書，需要好幾年吧。
中國道路摸索成功的理由很難在馬克思主義中找到
共識網：對于現在走的這條路，也就是所謂的中國道路，除了官方意識形態給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解釋外，國內以汪暉等人為代表的新左派也做了不少合理性論述，比如前幾年提出的“中國模式優越性”即為一例，您作何評判？相關的問題是，您又怎么評價以齊澤克等西方左派的思想？
劉仲敬：中國道路摸索成功自然有其理由，不過這些理由在馬克思主義當中找不到。你可以在桑弘羊、王安石和蔡京的改革中發現中國模式，也可以在托勒密王朝的財政家手中找到中國模式：比如對國家權力進行商業承包，對消費者進行超經濟剝削。吏治國家和散沙順民有互補關系，他們的SM關系可以在經驗中形成。在比較野蠻和比較團結的民族中，這種模式沒法推廣。例如，羅馬共和國很難對公民征尼羅河水稅，還必須倒貼錢修管道引水，免費供應市民，所以財政一直不如埃及。埃及模式的優越性，就體現于兩者可以顛倒過來。
如前所述，當代西方左派就是文化左派。他們沒有別的地方可去，這是一種無可奈何的逃避。
思想影響社會的機會窗口已經關閉
共識網：當然，國內也有不少思想流派對現下體制多有建言和批評，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有毛左、新儒家、以及新權威主義，不知您有無關注，又是否能在這兒做簡短點評？
劉仲敬：除了空洞的標簽以外，他們沒有任何實質性內容。思想影響社會的機會窗口已經關閉，誰還會根據他們的意見行事呢？他們是一群不大有希望的策士，早已被買主拋棄。
毛本人不是左派，而是善于利用左派的機會主義者。他的真正才能類似朱元璋，比其他人更能把握轉瞬即逝的機會。這種才能來自他的傳統教育和個人經驗，他的追隨者復制不了。
新儒家沒有一點儒家的東西，甚至連南洋儒家的新康德主義都放棄了，很快就會變成導游和土風舞演員。他們實際上是在要求國教會的地位，同時又說不清國教的內容應該是什么。歷史上的儒家不是教會，也很難改造為教會。
新權威主義是冷戰體系為樸正熙和蔣經國一流人物準備的，這種非常特殊的歷史背景是無法復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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