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4年及以前，新加坡實行單選區制，一個選區一個議席。隨著人民行動黨得票率逐步下降，李光耀未雨綢繆，于1980年提出集選區的建議。隨后，在1984年補選與1988年大選，引入了集選區制，一個選區4-6個議席，每個黨派如果參選，得提出所有的候選人，其中至少有一個是少數族裔(非華裔)。
與政黨比例代表制相比，單選區與集選區均實行勝者全得，支持小黨的普選票很難轉化為議席，對小黨不利。與單選區相比，集選區對小黨更不利。原來四個單選區，小黨有可能贏得其中的一個，但合并為四席次集選區后，讓小黨贏得一個席位的普選票不足以同時贏得四個席次。這種集選區制，配之以重新劃分選區，讓反對黨贏得集選區選舉的概率極低。
一個單選區，如果執政黨候選人穩贏，就繼續保留;如果被反對派贏了或受到挑戰了，就取消后并入集選區。在集選區，執政黨只要贏得簡單多數，就贏得了所有的席次。
此外，新加坡政府營建的組屋是按照族群比例初次分配的。業主在轉賣時，也要受到族群比例的限制，如果某一族群的配額用完，那就只能轉賣給其他族群。在這種社區規劃之下，少數族裔不能聚居，因而也就不能形成以某個少數族裔為票源的政黨。額外的好處是，反對黨不能像臺灣民進黨那樣以族群議題來撕裂社會、確保族群之間的和諧。
對外開放
新加坡1959年取得自治領地位，1963年加入馬來西亞聯邦，1965年又被迫獨立。新加坡的生存能力是李光耀的最大關切。與那些持民族主義心態的新興國家領導人不同，李光耀希望英軍在新加坡能夠更久一些，以便給新加坡打造國防能力提供足夠的時間窗口。但非殖民化是英國工黨政府的既定方針，李光耀得面對英軍撤離之后怎么辦的問題。
英國在1968年1月宣布將在1971年完成全面撤軍。這給新加坡造成了兩個問題。一個是安全。在李光耀及相關國家領導人努力下，1971年4月，英國、澳大利亞、新西蘭、新加坡和馬來西亞達成“五國聯防協議”(同年11月1日生效)。
另一個是經濟。李光耀估算：“1968年至1971年，新加坡的經濟因喪失了英軍開支而蒙受重挫。這項開支占新加坡國內生產總值的20%左右，直接提供了三萬多份工作，間接地在支援服務領域提供另外四萬份工作。”他說：“國際社會沒有責任為我們提供生計，我們不能夠靠討飯缽過活。”如何自食其力、發展經濟，是新加坡面臨的更大生存挑戰。
李光耀清楚：“我們的生存原則很簡單，只有一個：新加坡必須比本區域其他國家更加剛強勇猛，更加有組織和富有效率。新加坡的條件再好，如果沒有辦法超越鄰國，外國商家還是沒有理由以這里為基地的。換句話說，盡管我們缺乏國內市場和天然資源，我們一定要提供條件讓投資者能在新加坡成功營業，有利可圖。”
因此，李光耀對發展經濟學家炮制的“新殖民主義”與“依附”理論嗤之以鼻。這種理論說，西方國家的跨國公司從發展中國家購買原料，又向發展中國家出售消費品，這是經濟侵略、經濟剝削。發展中國家成為發達國家的原料產地與產品市場，就會日益“依附于”發達國家，就成了“新殖民主義”的犧牲品。這是當時左翼非常信奉的理論。
新殖民主義理論當然是很可笑的。貿易是帕累托改善，交易雙方都得益，沒有誰剝削誰的問題。澳大利亞向中國出口礦產品與農產品，并從中國進口消費品。難道是身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對身為發達國家的澳大利亞反過來搞“新殖民主義”了?
李光耀的結論是新加坡絕不能信奉這一套，只能搞對外開放、吸引外資，尤其是來自美日等發達國家的資本。與同期韓國的樸正熙及后來中國的鄧小平，可謂英雄所見略同。
李光耀認為：“反正新加坡也沒有天然資源可供跨國公司‘剝削’，有的只是勤勞的人民、良好的基礎設施和決心做到誠實稱職的政府。我們的責任是為新加坡200萬人提供生計。如果跨國公司能讓我們的工人獲得有報酬的工作，并教授他們技能、工程技術和管理的技巧，我們就應該把它們爭取過來。”
李光耀說：“經過幾年令人泄氣的反復摸索，我們斷定新加坡應該把最大的希望寄托在美國跨國企業身上……美國跨國公司到這里來設立的是高科技的工廠，規模大，能制造許多就業機會。”
身為總理的李光耀跑在第一線。1967年10月，他首次訪美，在芝加哥一個午餐會上，向商人與企業家講述新加坡如何從1819年1120人的漁村，發展成為擁有200萬人口的大都市，“有這樣的成就是因為新加坡奉行以下的哲學：我們所提供的貨物和服務要‘比任何人都便宜，質量也更好，否則便死路一條’”。聽眾對這種“不靠討飯缽”的精神反應良好。
局面打開之后，惠普與通用電氣等美國大公司來新加坡投資設廠。1997年，新加坡有將近200家美國制造公司，投資賬面價值逾190億新元，在所有外來投資國當中高居榜首。
毋庸否認，新加坡1960、70年代的對外開放，是政府主導型的，但由于契合了自由貿易與經濟全球化的大勢，這一政策取得了成功。進入1980年代，新加坡更進一步向自由市場政策收斂。在美國傳統基金會搞的“2014年經濟自由度指數”中，新加坡名列全球第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