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去世了。對于他那眾說紛紜的“亞洲價值觀”，諾獎得主、劍橋大學三一學院院長阿馬蒂亞·森這樣說……

一、質疑李光耀命題：政治自由和公民權利阻礙經濟發展嗎？

阿馬蒂亞·森以“聚焦于人類自由的發展觀”來對待和引領他對發展中國家發展問題研究，也用來觀察和評介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狀況（發展性質、發展類型和發展程度）。以此為準，他對與“亞洲價值觀”有關的李光耀命題及其推論和“亞洲價值”相對于“西方價值”的獨特性或“西方價值”相對于“亞洲價值”的獨特性，作了自由主義的審查和解構。以下從阿馬蒂亞·森質疑“李光耀命題”、顛覆“李光耀推論”和解構“亞洲價值觀”三個方面展開論述。

在世界上的不同國家里，有許多人被系統地剝奪了政治自由和基本的公民權利，但卻不時可以聽到有人斷言：剝奪這些權利有助于經濟增長，而且對于快速經濟增長是“好”的，有些人甚至進而提倡那種更嚴厲的政治體制——否定基本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因為據說那樣能夠促進經濟發展。阿馬蒂亞·森認為這一命題與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有某些聯系，李光耀簡潔地概括了這一觀點，因而常常被人稱為“李光耀命題”。對于“李光耀命題”，阿馬蒂亞·森的基本態度是：盡管這一命題“有時由某些非常粗糙的實證證據加以支持。事實上更全面的國際比較從來沒有證明這一命題，也幾乎找不到證據表明權威主義政治確實有利于經濟增長。實際上，大量的實證證據表明，經濟增長更多地與友善的經濟環境而不是嚴厲的政治體制相容。”

阿馬蒂亞·森從四個方面對“李光耀命題”提出了質疑和挑戰。

（一）“李光耀命題”的基礎實際上是特選的、有限的信息，而不是對可以獲得的廣泛的信息資料所作的全面統計檢查。“某些相對地更為權威主義的國家（例如韓國、李光耀自己的國家新加坡和改革前的中國等），與許多較少權威主義的國家（包括印度、哥斯達黎加和牙買加）相比，經濟增長速度更高，這確實是事實。”但是，“我們確實不能把亞洲的一些國家的高速經濟增長看作是權威主義能更好地促進經濟增長的確鑿證明，正如我們不能根據非洲增長最快的國家博茨瓦納（也是世界上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一直是那個多災多難的大陸上的一片民主綠洲的事實而得出相反的結論。”阿馬蒂亞·森說，“事情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確切的具體境況”。

（二）對于政治自由和經濟成果之間存在廣泛沖突的論斷，系統的實證研究沒有提供任何真正的支持。“事實上，幾乎沒有什么普遍性的證據表明權威主義政府以及對政治和公民權利的壓制確實有助于促進經濟發展。統計的結果遠為復雜。”但阿馬蒂亞·森也并不否認政治自由和經濟成果二者之間的方向性聯系，只是認為，“二者之間的方向性聯系看來取決于許多其他的情況，盡管某些統計結果發現二者之間有微弱的負相關，另外的研究則發現有很強的正相關。總的來說，二者之間不存在任何正的或負的關系的假說，是很難被推翻的。”即使二者之間存在任何正的或負的關系，而不僅僅是方向性的關聯，但“既然政治自由具有其本身的重要性（政治自由具有‘建構性’功能——自由是發展的首要目的），其地位（完全）不受上述統計結果的影響。”

（三）導致東亞經濟體經濟成功的經濟政策和境況，在今天已有相當好的理解。阿馬蒂亞·森認為對東亞經濟增長奇跡的理解，經濟學家已經達成了基本的共識。“盡管不同的實證研究所強調的重點有所不同，但現在對于‘起促進作用的政策’的一個清單已經有了充分的共識，其中包括：（1）開放競爭；（2）運用國際市場；（3）高識字率和高就學率；（4）成功的土地改革；（5）以及對投資、出口和工業化積極性的公共支持。”阿馬蒂亞·森說，“沒有任何證據表明，上述任何政策與更多的民主不相容，或者這些政策實際上必須要靠正好出現在亞洲一些國家的權威主義因素來維持。”阿馬蒂亞·森強調他這是從研究方法論這個更基本的問題視角，即經濟增長和發展所涉及的因果性過程，來立論的。

（四）在判斷經濟發展時，僅僅看到國民生產總值或者某些其他反映總體經濟擴展的指標的增長是不恰當的。我們還必須看到民主和政治自由對公民的生活及其可行能力的影響，即民主和政治自由能夠全面提升公民的生活及其可行能力，而且對政府產生一種強烈的約束和激勵的機制。“在這個意義上，特別重要的是考察以政治權利和公民權利為一方，以防止重大災難（例如饑荒）為另一方，二者之間的聯系。”阿馬蒂亞·森強調，“政治和公民權利能夠有力地喚起人們對普遍性需要的關注，并要求恰當的公共行動。對于人們的深切痛苦，政府的反映通常取決于對政府的壓力，這正是行使政治權利（投票、批評、抗議等等）可以造成重大區別的地方。這是民主和政治自由的‘工具性作用’的一部分。”雖然阿馬蒂亞·森更強調自由的“建構性”作用，但他對于自由的“工具性”作用，也給予了充分的重視，對五大“工具性自由”不遺余力地強調和肯定。

二、顛覆“李光耀推論”：窮人不關心民主和政治權利嗎？

“李光耀推論”，概括而言，就是“如果讓窮人在政治自由和滿足基本經濟需要之間做出選擇，他們總會選擇后者。”其隱含的邏輯是“民主的實踐與民主的正當性之間存在矛盾，即多數人的觀點會趨于否定民主——給定這種選擇機會。”或者說，“既然人們有理由要求首先消除經濟剝奪和痛苦，他們就有足夠理由選擇不堅持政治自由，因為那會妨礙他們實現真正的第一位的需要。”阿馬蒂亞·森認為，“預先假定在政治自由和滿足基本經濟需要之間存在深刻的對立，是這一推論的重要前提。”在這個意義上，該推論的成立，“依賴于李光耀命題的成立”，故可稱之為“李光耀命題”的“推論”或“李光耀推論”。由于“李光耀推論”的成立，有賴于“李光耀命題”的成立，故阿馬蒂亞·森對于顛覆“李光耀推論”顯得輕松自如。

不過，他還是從四個方面予以說明。

（一）“李光耀推論”就像“李光耀命題”一樣，簡直就沒有實證證據。阿馬蒂亞·森認為：“驗證這個斷言的惟一辦法是，在有反對黨和言論自由的自由選舉中對它進行民主的檢驗——而這恰恰是權威主義的支持者所不允許發生的。在普通民眾幾乎沒有政治機會來表達看法、更無法與掌權的當局爭論的情況下，完全不清楚如何能檢驗這個命題。”

（二）輕視政治自由和民主權利，可能并不代表人民的心愿和看法。阿馬蒂亞·森分析：“對這些權利和自由的輕視，當然是許多第三世界國家政府領袖的價值標準系統的一部分，但是把它當作是人民的觀點確是大成問題的。”

（三）就曾經有過的各種檢驗而言，對于窮人一般不關心公民和政治權利這一命題，證據從來都是完全否定的。阿馬蒂亞·森舉英迪拉·甘地時期的印度為例，“當英迪拉·甘地領導下的印度政府試圖利用類似的理由來為她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錯誤宣布的‘緊急狀態’辯護時，舉行了一場大選，選民們以此劃線分成兩派。在那場重要的選舉中，辯論的中心問題在于‘緊急狀態’的可接受性。壓制基本政治和公民權利的做法被堅決地否定了，而且印度的選民——世界上最窮的選民之一——表明他們對否定基本自由和權利做法的抗議，絕不弱于對經濟貧困的不滿。”不僅印度如此，“觀察一下韓國、泰國、孟加拉國、巴基斯坦、緬甸以及其它亞洲國家中爭取民主自由的斗爭，可以得出同樣的結論。類似地，在非洲，雖然政治自由受到廣泛壓制，只要條件允許，就一直有著反對這種情況的運動和抗議，盡管軍事獨裁者們幾乎不讓人們有這樣的機會。”

（四）窮人有理由放棄政治和民主權利，以換取經濟利益嗎？阿馬蒂亞·森認為：“這種論證依賴于李光耀命題。既然李光耀命題缺乏經驗支持，這個立論就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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