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2月份烏克蘭危機后出現在克里米亞的“不明身份”親俄武裝，國際媒體稱他們是“小綠人”。
即便要公開對抗，要學會拉一派打一派，如利用歐盟各國，歐盟與美國錯綜復雜的利益與思維差異，讓他們互相爭吵；更要學會利用“熱愛和平”、“不干涉內政”、“清新善良”的歐美“左派”從內部掣肘，使他們產生“這事兒，是我們帝國主義做錯了，銀家全是被迫的”這種印象。
斯大林能把列寧的蛋糕從6寸做大到18寸，地盤擴大到東歐和東亞，而且幾乎是在歐美國家配合下完成的，這并非偶然。壞事雖然做絕，但好話一定要說盡的，做壞事也要考慮手段與技巧。
哪怕斯大林去逝后，蘇聯體制仍然保持了這個傳統優點。六十年代，蘇聯領導和支持下，通過代理人成功吞吃掉印度支那三國，美國只有直接介入，最終沒有成功卻惹來一身臊味兒，軍事上未敗，但僅在政治上和精神上已被歐美左派折騰到焦頭爛額。類似的事兒，還發生在古巴、南也門、安哥拉等世界多個地方。
咱們中國古代的“禪讓”，一方表達非要把皇位讓給更“賢明”的另一方，另一方還要堅拒三次呢，使一切看起來都合情合理，自己純屬“被迫”，完全是“大雪壓青松，青松不讓壓，大雪非要壓，青松莫辦法”!
這倒不是當下俄羅斯真缺乏如此的人才和智謀，而是其體制與斯大林時代已截然不同。斯大林是極權體制下的至高領袖，他只要考慮“戰略”，無需迎合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情緒而采用短視的做法，可以耐心地實施謀略。
這當然還得感謝列寧當年締造的組織結構與決策模式，其原則就是絕對的“精英主義”。
越是觀念激進的團體，都有執行命令時高效的優點，但還有更可怕的集體“冷靜不足”和“狂熱過頭”的特性。若內部的組織結構與決策模式是秉承“民主主義”原則，那么會把這種狂熱放大化，大家會傾向于符合自我意識形態的自殺性決策，組織為了服從“眾意”也會采納。整個集體會忽視決策與手段的實用性，甚至會把務實的決定當作“叛變”與“軟弱”。
2014年2月，克里米亞俄裔占領議會和政府大樓，升起了俄羅斯國旗。
列寧用絕對服從的精英主義打造組織與決策結構，把集體的“執行狂熱”與決策“理性冷靜”結合，使其缺陷最小化，優勢最大化。
斯大林體制外交上的另一個優勢是，可以在對外實操中妥協甚至裝孫子（整個蘇聯時代其實經常對外示弱的，只是國民不知道，所有斯大林主義國家都有這特點），但對內利用媒體搞宣傳時可以稱當了大爺，哄大家開心。
當下俄羅斯的強人政治沒有這種優勢，普京不得不在乎選票和支持率，必須要采取立竿見影的辦法推高人氣。而且他還是有任期限制，俄羅斯的那個選舉，定期還是要搞的，議會那么多黨派也虎視眈眈盯著，根本無法實施這種“長遠戰略”。
一口氣吃掉克里米亞，支持率的確是暴漲了，但它的負面影響不可估量。且不說制裁導致的嚴重國內經濟問題，烏克蘭和大多數東歐國家原本因為沙皇、蘇聯時代的宿仇就對俄羅斯充滿了防范，這一次可徹底走向了對立面，俄羅斯在東歐地緣政治中的發展環境急劇惡化。
文/段宇宏 知道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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