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邦新命：中華民國的邊疆自治實踐

近代的轉型，從民族到國家

古代中國王朝對帝力所不及的邊緣地區實行羈縻、分封、分治等政治措施，從性質上看，都是間接統治。這一點使得非漢人群體長期享有實質的自治。從1870年代開始到1930年代末期，清朝與其共和繼承者啟動易間接統治為直接統治的進程，輔以同化政策，實質上開始動搖非漢人傳統的自治模式。

從雙核帝國到中華王朝，再到中華民族國家的轉型過程中，包含著傳統中國因應西方威脅的民族主義化過程。同樣，面對西方勢力的介入和傳統中國的轉型，生活在傳統中國領域內，或者在清朝雙核帝國體制內扮演重要角色的非漢人群體，也開始以民族主義作為因應時局的武器。

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非漢人群體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尋求確認自己的身份。可以說，不論是狹隘的漢民族主義還是包容性的中華民族主義，其成長皆同步伴隨非漢人群體民族主義的成長。在不同非漢人群體的民族主義之中，其終極訴求，固然包含如蒙、藏與新疆的突厥語穆斯林那樣，追求獨立、建立本民族之民族國家的例子；也包含更早整合到中華帝國秩序中，在近代幾乎是無異議地接受了“中國人”國族身份的東南與西南山地農耕群體（苗、等），追求與漢人以及滿、蒙、回（突厥語穆斯林）、藏等“五族”的政治平等，因為后四者在標榜“五族共和”的新的民族／主權國家中取得了與前者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相應的政治、文化權利。

非漢人群體民族運動中的分離主義傾向，受到有意肢解中國的列強的支持。這一現象，引發正在接受西方“國家主權”觀念的清朝和其共和繼承者的強烈警覺。共和中國建立后制訂的歷次憲法，包括《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中華民國約法》、《中華民國憲法》、《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中華民國憲法草案》等，屢次以列舉的方式確立領土范圍，其中皆包括中國各行省與尚未行省化的蒙古及西藏。作為居統治地位的強勢一方，朝廷和后來的中央政府運用政治、軍事、經濟和法律等一切可能的手段壓制離心傾向，在相當程度上阻絕了非漢人群體的政治自決之路。

面對從清末到1920年代末期，中央政府在內蒙古及藏語區東部以行省化為目標的雙重行政設置，以及隨之而來難以阻擋的漢人移民和農業開發，蒙、藏等族精英退求其次，轉而從“五族共和”的口號中找尋對策，標舉“民族自治”，試圖尋求在中國體制內最大限度地保障本族群的利益。中央政府則擔憂“民族自治”將弱化權力核心的控制力，甚至可能成為分離的前奏，因而在不得不承認非漢人群體平等權益的同時，盡力回避非漢人群體“民族自治”的訴求。出身漢民族主義革命派的中國國民黨，一方面強化以同化主義為核心的“中華民族”論述，另一方面，以中國“地方自治”的普遍問題混淆民族問題的特殊性質，借以化解“民族自治”訴求的沖擊效應。蔣介石的“中華民族宗族論”和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的邊疆自治實踐即是這一訴求的具體呈現。

中華民族宗族論的前奏

19世紀末期，一部分漢人知識分子在“亡國滅種”的危機感之下，將中國的危機歸咎于落后的“異族”統治。這種認知，在20世紀初發展成為“革命派”排滿、“驅除韃虜”的漢民族主義訴求。與革命派的主張相對，立憲派改良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者等主張容納包括滿人在內的非漢族群，共組一個國族——“中華民族”。經由論辯，革命派與立憲派雙方都調整了各自的觀點；革命派最終有條件地接受“中華民族”的觀念。

從清末到抗戰前夕，有關“中華民族”這一概念內涵源流的論述，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與三個方向。第一階段，從清末到民國肇建前夕，以立憲派的主張為代表的“從多元到一體”論是該時期的主流；第二階段，從民國初年到第二次中日戰爭前夕，以孫中山的主張為代表的“同化主義”是這一期的主流；第三階段，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威脅，學界和政界興起“同源論”，蔣介石的“中華民族宗族論”是這一論述的極端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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