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前著重彰顯執政黨作為 “工人階級先鋒隊”，戰勝封建和資本主義勢力的 “勝利者敘事”，悄然被執政黨領導中國人民艱難抵御外來侵略的 “受害者敘事” 所取代。
歷史上通過暴力脅迫百姓追隨國家政權的例子并不少見，今天大多數政權已摒棄了這種赤裸裸的 “強迫性愛國”。現代國家更愿用文明和溫婉的方式激發人民的愛國之心，歷史教育發揮的作用不可小視。“普及歷史常識” 的旗號背后，愛國性的歷史教育還會給受教育者帶來更深遠的影響：“打砸” 日貨、保衛奧運火炬、反對臺獨等等，這些不同層面的事件都與人們接受的歷史教育息息相關。
美國西東大學（Seton Hall University）的汪錚副教授闡述了他對中國歷史教育的案例研究。他針對 1991 年起中國開展的 “愛國主義教育運動”，反思教育如何潛在地影響中國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
這篇文章的主要內容也被編入汪錚所著的《勿忘國恥：中國政治與外交關系中的歷史記憶》一書中。該作品更加全面地探討了歷史教育對中國外交的深刻影響。
研究者認為，這一運動的背景根植于蘇東劇變、“和平演變”、民主化運動等對執政黨在意識形態上的挑戰。全文從五個方面重點討論了發端于 1990 年代的 “愛國主義教育運動”。
首先，中小學校和高等院校的歷史課程經過改革，從過去以 “階級斗爭” 為主線的歷史敘事變為更多地介紹反抗外來侵略和壓迫。而從前著重彰顯執政黨作為 “工人階級先鋒隊”，戰勝封建和資本主義勢力的 “勝利者敘事”，也悄然被執政黨領導中國人民艱難抵御外來侵略的 “受害者敘事” 所取代。2002 年教育部頒布《歷史教育大綱》，以官方口吻指導具體的愛國主義教育工作，同時系統地將新的歷史教育融入各級學校的教學中。如今高等院校中 “中國近現代史”、“毛澤東思想概論” 以及國防教育等課程的設置，也是此運動的延續。
第二，黨政系統內的愛國主義教育也得到突出。在領導人的許多講話中，從前黨員干部濃厚的階級色彩消失不見，取而代之的是為復興民族、振興中華而艱苦奮斗的新形象。例如，江澤民任總書記期間就曾通過多次講話指出，中國共產黨為民族獨立和解放做出了 “最大犧牲”、“最大貢獻”。而這種基于民族主義情感，動員黨員干部為 “民族偉大復興” 而奮斗的官方話語，已然完全取代過去共產黨員身上紅色意識形態的印記，成為主流。
第三，國家廣泛設立 “愛國主義教育基地”。1995 年，民政部將一百處紀念性建筑、遺址確定為第一批 “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作者將這些 “教育基地” 分為 “對外戰爭”、“對內戰爭”、“神話故事” 和 “英雄人物” 四大類，而以對外戰爭為主題的基地為四十個，占各類最大比重，可見其意義之重大。
第四，愛國主義教育的具體形式與時俱進。2004 年，由教育部等牽頭，共十個黨政機關參與制定和推出了愛國教育 “三個一百” 名單，即百種愛國主義教育歌曲、電影和圖書。同時，通過安裝多媒體工具，增加互動，許多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力求在形式上一改舊貌，吸引年輕一代。而 “紅色旅游” 的推出，更將愛國主義教育與休閑旅游結合，旨在用靈活有趣的形式，更 “優雅” 地教你愛國。
最后，愛國主義教育運動正成為制度化的長期政策。作者指出，以往研究表明，思想只有具體地成為社會制度和規則，才能擁有政治影響力。不同于一些受制于領導人意志的短期政策以及傳統、激進的群眾動員運動，愛國主義教育似乎并不是 “三分鐘熱度”。執政黨使用自上而下的制度設計，越來越傾向將這一運動日常化（routinization），如通過設立相關領導小組、將 “開展愛國主義教育” 納入黨員干部政治生活等。 1994 年，中共中央通過的《愛國主義實施綱要》也強調愛國教育是一項長期政策，全體黨員干部都應 “堅定地、不懈地” 為之努力。
不難發現，越來越多充斥著民族主義情緒的事件在近年爆發。研究者指出，這也許可追溯至始于 1991 年的這一轟轟烈烈的 “愛國主義教育運動” 所帶來的非理性情緒。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在年輕群體中得到很多共鳴，但它同時也是一把雙刃劍：對外，執政黨需要保證民族主義思想仍在其控制之內，否則來自社會的壓力或許會給外交政策的正常制定帶來不便；對內，愛國、民族主義使得執政黨維護和強化了其合法性，尤其可以防范 “敵對勢力” 在思想上的 “演變”。而這一點也符合國際關系中 “吸引注意力政策（Diversionary Policy）” 普遍觀點，即國家通過渲染對外矛盾緩解自身內部矛盾。
不過，是否這些愛國主義行為的爆發都來自執政黨的教育運動呢？杜克大學史天健教授就在其遺著《中國大陸和臺灣政治的文化邏輯》中指出，華人傳統政治文化本身就存在儒家思想中傾向服從權威的一面。也就是說，當今社會的愛國主義行為也許可以在歷史和文化中找到原型，而不僅僅是當代政治教育的結果。
同時，牛津大學的艾利娜?辛肯恩（Elina Sinkkonen）博士就曾在其研究中開創性地指出，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在中國并非 “同義詞”，實際上兩種情緒可能使得人們對同一政策或事務有著截然不同的觀點。因此，研究者在對愛國主義教育的進行了深入剖析的同時，也留給我們許多思辨的空間。
文/楊天兆 政見
參考文獻：
Wang, Z. (2008). National humiliation, history educ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ical memory: Patriotic education campaign in China.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52(4), 783-806.
Wang, Z. (2012). Never forget national humiliation: Historical memory in Chinese politics and foreign relation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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