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吹“用日本王道對抗西方的霸道”，把世界描繪成一個英美和日本從哲學到政治二元對立的決斗場，但也沒有忘了告訴臣民們吾國“此道不孤”，德意蘇三國是日本“治道的榜樣”。

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的時候，感性地回顧和加深對暴行的記憶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理性地了解當年日本何以會走上這條邪路。這不但有助于從一個方面正確判斷今天日本是否又在步入歧途，而且對于國際社會吸取歷史教訓也具有借鑒作用。

閱讀二戰中日本第一手的文獻，尤其是一些特別具有宣傳意義的言簡意賅的公開文件，可以回歸當年的話語環境，為思考這個問題提供歷史教科書難以容納的原汁原味的材料。這里向讀者推薦的是1941年太平洋戰爭前，為了全國總動員，日本政府文部省向全國各級學校頒布的軍國主義教育大綱《臣民之道》，它堪稱了解日本軍國主義的簡明讀本。

二戰時期,日本宣揚軍國主義的宣傳海報。

“西方—日本”：文明的對抗

《臣民之道》的序言開宗明義告訴日本學生:與世界多數國家的制度不同，天皇制是日本國體之本，“與天地共存”，永世不易。這個特殊的國體比日本國家和民族本身更重要，沒有天皇制就沒有日本。以天皇制為核心的日本國體“不是一個抽象的原則，而是基于歷史和每日的實踐。國家民族的生命和活動全部圍繞增強帝國基礎這個任務”。

序言回顧明治維新以來的歷史，說日本在尋求富強的同時，各種西方文化觀念涌入，削弱了國本。現在只有高揚以服務國家為基本義務的臣民之道，才能肅清西方思想，維護國體。當時還有軍部人士就所謂西方思想對日本的滲透這樣說：“我們必須首先拋棄美國心、英國心，清除這一切洋夷思想，回歸于‘大和心’。此乃當務之急”。

《臣民之道》簡要地向學生介紹世界和日本面臨的問題和解決方案。值得注意的是，作為一個為軍國主義擴張做宣傳的政治文件，它的立論并不是日本現實的政治經濟利益，而是一番關于世界文明的宏大話語。它把近代世界劃分為以英美為代表的西方文明和以日本為代表的東方文明。西方文明的基礎就是“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實用主義和唯物主義”，它們“信奉弱肉強食，無限地追求享受和奢侈，鼓勵物質主義，刺激對殖民地的競爭和對貿易的控制，把世界投入形形色色爭斗和流血的地獄”。

日本是截然不同的東方文明。以天皇制為國家民族之本源的日本社會崇尚家族血緣關系，以“和諧”為本，“天皇和他的子民親如一家”。和西方文明相比，日本文明推崇以對天皇的忠誠為核心的價值，家國一體，而不是承認和鼓勵個人主義。維系日本社會的是家族和長幼親情的紐帶，它甚至惠及在日本的異邦人，將他們同化進日本民族。

日本的“王道”對抗西方的“霸道”

《臣民之道》說日本和西方文明的這個根本差別就是今天日本和西方國家沖突的根源。現存的世界秩序是由西方建立在個人本位之上的叢林法則規定的，而“日本的使命”是要把自己文化中家國一體的美德引入國際社會，建立以“德治”為本的“國際新秩序”，從日本一國的“和諧”達到天下的“和諧”。

在其他的文件和宣傳中，這套話語引用中國古典政治概念中的“霸道”和“王道”，說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是“霸道”，依靠的是力；日本主張的國際秩序是“王道”，訴諸的是“德”。

中國人熟悉的抗日樣板戲《紅燈記》中日寇憲兵隊長鳩山那套“王道樂土”的說教是有歷史真實性的。

這個“西方文明”和“日本文明”的對立，被《臣民之道》用來解釋日本面臨的內外危機。國內是明治開國以來這些形形色色的西方“主義”“滲透國家生活的各個層面”，使得“祖先傳承下來的民族特色和美德及風俗受到了損害”，危害了國本。現在要對這些西方觀念做系統的清理。國際上，歐美弱肉強食的霸權把亞洲民族逼到了毀滅的邊緣，西方那套基于個人主義的觀念瓦解了亞洲傳統文化，日本的政治使命是用建立“大東亞共榮圈”來幫助亞洲人民解放自己。

《臣民之道》用這樣一套“東西方”文明的差異或者“王道”對抗“霸道”的話語來解釋日本對外戰爭的歷史。它說日俄戰爭“開始改變歐美統治世界的趨勢日本的勝利導致了匍匐于英美影響下的亞洲國家的覺醒，開始了要求獨立的運動。”日俄戰爭后日本受到西方的壓制，“‘滿洲事變’即‘九一八事變’是日本民族生命受到長期壓抑后的爆發。”“從世界歷史的角度來看，中國事變就是日本朝向建設以道德原則為基礎的世界的一步。”它說中國被英美引入歧途，視蔣介石政府為西方帝國主義的傀儡，聲稱“中國問題”的解決不止是要推翻中華民國政府，而且是要把中國完全并入以“道義原則”為基礎的“大東亞共榮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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