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民之道》的根本謬誤

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受到世界范圍內民主思潮的沖擊，日本大正天皇時期曾經有過一定的議會民主制和黨派政治，社會輿論也一度十分活躍，甚至可以說是“眾聲喧嘩”。但進入上世紀30年代，在日本軍部、財閥和民間極端勢力的合作推動下，明治晚期興起的軍國主義和皇權專制思想的影響迅速上升，占據了社會思潮和政治討論的高地，自由民權思想受到全面壓制。這個歷史的急劇轉變最終使得《臣民之道》這樣的政治宣傳成為帝國唯一的意識形態。

今天回顧那段歷史，我們應該看到侵略戰爭畢竟是日本軍國主義發展的最終結果。對軍國主義的認識應該上溯到什么是軍國主義或者法西斯主義、它們是如何形成的、又為什么有吸引力這個歷史的深度。在這個意義上，《臣民之道》的思想和邏輯非常有代表性。它在國內和國際意義上有兩個根本謬誤。然而在當年政治和經濟危機下的日本，這些謬誤也正是它能夠迷惑人之處。

在國內意義上，它拒絕接受現代社會“公民”的概念，用“臣民”來定義個人身份和個人與國家權力的關系。這個“臣民”雖然沒有公民根據憲法所擁有的各項個人權利，但卻有來自天皇和國家的深切關愛，他們每個人都是皇國血緣的一分子，組成一個“大和民族之家”，大和子民的相互關系是兄弟姐妹，他們和國家權力之間的關系是小輩與長輩之間的孝順和慈愛。接受這個“臣民”身份的人相信憲法規定的個人權利會分裂這個大家庭，而家族紐帶則無論在什么情況下都會把他們結合在一起。

正是建立在這樣一種“臣民”身份認同上的“皇民”意識，使得八千萬日本人完全喪失了獨立思考，對國家政治毫無批判意識，淪為軍國主義的炮灰。很多人在戰敗時甚至選擇自殺來對天皇“盡忠盡孝”，因為他們相信戰敗將帶來天皇制的毀滅。沒有了天皇制，日本就國將不國，它的子民也就沒有了家。

在國際意義上，它給人們留下了更多的思考。它用“文明”話語把世界一分為二，“西方文明”本質上是邪惡的，“東方文明”本質上是善良的。日本和英美之爭是善惡之爭，背后是哲學理念和人生觀的不同。它批判英美的帝國主義霸權，把現實中起碼的或者正在發展中的國際秩序說成是叢林法則，可以棄之不顧，從而自己可以公然作惡。它把一套由日本傳統文化來定義的含含糊糊的“道德”話語推向國際社會，取代各國都聽得懂的國際關系的語言和概念，以此爭奪國際話語權。

它利用亞洲國家對西方的不滿挑動“東西方”的對立，確立自己在非西方世界的支配地位，建立“大東亞共榮圈”。它不但對自己明治維新時期虛心當西方的小學生、在制度和技術上向西方學習并獲益巨大的歷史閉口不談，否認自日俄戰爭以來被西方接納進強國俱樂部的事實，還把自己說成一直是被西方國家壓制，以至連中國正常發展為一個統一的民族國家在它眼里都成了英美扼殺自己的工具。

連對中國的侵略，都被說成是對英美帝國主義的反抗。對反映在《臣民之道》和其他類似文獻中的這些話語和說教進行了解，有助于深入到日本軍國主義的思想和觀念的層次，知道它們究竟是如何為侵略戰爭辯護，如何讓自己的人民心甘情愿做炮灰，又是如何欺騙和迷惑國際輿論。只有在對現象背后的深層邏輯有相當的理解，對具體的戰爭暴行的歷史記憶才會更牢固、更鮮活，對類似的歷史現象才會更敏感和具有免疫力。

文／程映虹 《鳳凰周刊》2015年第8期總第53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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