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21日晚，南水北調中線工程新鄭雙洎河渡槽，一輛前導車打著車燈緩緩開來，明黃色的燈面指引著一股股漢水涌入渡槽。自9月20日上午河南南陽市陶岔渠首開閘放水，到21日23時30分漢水流入新鄭市觀音寺鎮喬戶村的新鄭閘門，“南水”已經奔涌前行了兩天一夜。
雖然只是試放水，但這意味著，南水北調中線工程已經做好了通水的準備。不出意外的話，本月汛期過后，漢水將順著1276公里的干渠北上，給河南、河北、北京和天津的19座大中城市以及100多個縣級市送去一泓清水。
從1952年毛澤東視察黃河，提出“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點水來也是可以的”設想，到近在眼前的全線通水，南水北調中線工程，伴隨著北方人民對南水的期盼，走過了整整62年。
根據國務院批復的南水北調總體規劃，南水北調分為東、中、西三條調水線路，分別從長江的下游、中游和上游調水。西線工程位于青藏高原的東南部，主要是從長江上游調水進入黃河，因技術復雜目前還處于論證階段。
這是世界上迄今為止跨流域調水距離最長的水利工程，影響之大超過著名的三峽工程。三條調水線路全部完成后，規劃年調水量為448億立方米，相當于北方地區多了一條黃河。
在親歷者的記憶里，與三峽工程的經歷一樣，這一工程并不順遂，不僅決策過程一波三折，爭論也一路如影隨形。
中科院院士、水文專家劉昌明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接觸南水北調工程，后來成為專家委員會委員。他曾參加過水利部、中科院甚至聯合國關于“南水北調”的研究，但只見論證，不見決策。他感到決策層“舉棋不定”。
國務院南水北調辦首任主任張基堯回憶稱，1997年有一次在京西賓館開會，那時國務院成立了南水北調規劃審查委員會，會上因幾種意見爭執不下，最后不了了之。
甚至連工程涉及的不同省市，起初對南水北調中線工程也心存異見。湖北省一位官員向《博客天下》透露，在工程理論階段，湖北省一位副省長去中央開會，會議中途提出要上廁所，那邊的人就派人跟著，“可能因為會場上各種意見比較激烈，怕我們副省長甩屁股走掉。”
北京師范大學水科學研究院院長許新宜曾任南水北調規劃設計管理局局長，參與了《南水北調工程總體規劃》的起草全過程。他回憶，當時爭論的焦點主要有三：一是北方到底缺不缺水？如果缺，缺多少？二是水源地能調出多少？三是生態與環境問題。
“大家在具體問題上存在不同看法，這很正常。”在許新宜看來，南水北調工程就像國家置辦的“家底”，可大幅度提高受水區的供水安全保障，當北方受水地區再發生嚴重缺水時，國家有能力、有手段緩解，不至于造成經濟社會不穩定或生態環境嚴重破壞。
南水北調工程正式開始前，中國曾研究過美國調水工程的經驗和影響。上世紀70年代，美國加州和得州都計劃過類似南水北調的大型工程，最后加州的調水計劃順利實施，得州的工程則“胎死腹中”。有專家歸納原因，認為計劃的準備工作，以及民意、政治上的制約是工程“難產”的主要原因。
武漢大學區域經濟研究專家伍新木認為，美國是聯邦制，州與州之間相對獨立，“很多資源，我不愿意調到別處，就會用表決權來維護我的私有制。”伍新木說，但中國是社會主義制度，中央政府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
不過，今日進行水資源的跨地區重新分配，已經不再像過去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上傳下達，上一級政府可以壟斷一切。相反，因工程、因北上南水滋生的利益博弈，在輸水干渠沿線各省之間、城市和城市之間不斷發生。在國家這一無形之手的統一調配下，悄然改變的不僅僅是北中國干渴的現狀，可能還有華中華北政經版圖。
“政治任務高于一切”
“感謝各位專家來丹江口庫區考察，湖北省確實對南水北調中線工程做出了一定努力，希望專家們多幫我們呼吁和宣傳。”一輛在丹江口水庫上隆隆開過的客輪甲板上，十堰市副市長沈學強站在風雨里，一臉嚴肅地對對面的幾位專家說。
這是2014年9月17日，連日降雨讓丹江口水庫的水位不斷加高，1050平方公里的水庫從今年9月初140多米的高度，以每天一米以上的速度擴容。丹江口水庫每天都在接待一批又一批前來考察水質和生態的領導和專家，迎來送往中，這里曾經站過幾任國務院總理和省市級高干。
而水庫所在的湖北丹江口市乃至十堰市的分管領導們，也一遍遍地重復做著常規動作：站在水庫邊上舀起一碗水，然后大口地喝下去。在他們看來，這是能夠證明丹江口水庫水質干凈的有效方式之一。
讓北方人民喝上放心的水，一直是丹江口庫區和專家們最高的訴求，南水北調工程的初衷是解決北京及北方城市的水源問題。但它不是一個純粹的水利工程，“保證一庫清水送北京”有著一層無法回避的政治含義。
南水北調工程是中國水利建設史上的“特例”。
2002年，國務院審議通過了《南水北調工程總體規劃》。但直到2008年10月21日，即南水北調中線工程開工整整6年后，國務院第32次常委會議才審議批準了《南水北調東、中線一期工程可行性研究總報告》。此前，一些單項工程已經紛紛“未批先建”，如丹江口水庫大壩加高工程，動工日期為2005年9月26日。
一般來說，大型水利工程的規劃和實施，在時間上有比較明確的分界。如三峽工程、小浪底工程等，在全部或基本完成規劃階段的各項設計任務——項目建議書、可行性研究、初步設計、技術實施設計等，才會開工。
在2002年國家批復《南水北調工程總體規劃》時，北方地區尤其是京津冀地區水資源短缺形勢日益嚴峻，當時有聲音希望2008年北京奧運會前能完成調長江水入京。
南水北調為此采取了創新性的建設辦法：先制訂“總體設計方案”，然后在此基礎上做單項工程的規劃設計，使建設周期較長、作用關鍵的控制性工程陸續開工。與此同時，完成整個工程的項目建議書、可行性研究。
在張基堯看來，國務院遲遲不批工程可行性研究報告，原因在于工程投資大幅增加、規劃方案遭遇專家質疑、方案修改和變動等。中線、東線一期原計劃投入1000多億元，但可行性研究報告上報的是2546億元，幾乎翻倍，新增投資當時中央和地方都難以解決，后來調用了三峽工程的基金。
專家質疑也從未停止。如在丹江口水庫大壩是否加高的爭論上，當時一名國家發改委顧問曾遞交報告給國務院領導，認為無需加高。國務院領導要求認真調查并回復。這種耗時的反復論證并不少見。
工程最終得以進行，離不開中央的不斷協調，并在最后關頭力排眾議。而在這一過程中，地域利益和政治寓意不斷凸顯，甚至嵌入到工程本身的各種細節里。
丹江口水庫橫跨湖北、河南兩地，河南段主要集中在南陽市淅川縣。在該縣副縣長衡尚武看來，所有和中線工程有關的事宜都要盡快且高效地完成，這在某種程度上使他們的工作上升到了一個政治高度，“移民也好，企業搬遷也好，所有的事情都要無條件全部服從，做不好就是政治問題。”
9月17日，淅川縣陶岔村南水北調現場指揮部，衡尚武和南調辦的工作人員已連續開會五六個小時，為通水做著最后的準備。開會間歇，他要出來應對絡繹不絕前來采訪的媒體，而移民工程是他最希望記者報道呼吁的。
國務院南水北調工程建設委員會辦公室提供的數據顯示，丹江口庫區移民的規模和速度在世界水利史上前所未有：庫區移民34.5萬人，平均每天搬遷500人，最多一年動遷18萬人。
本來，國家給庫區預定的計劃是，四年內完成全部的移民工作，但無論是丹江口市還是淅川縣政府，都選擇了用兩年完成移民任務。
衡尚武說，河南省提出兩年計劃時，很多基層干部都有意見，認為時間過于倉促。雖然移民工作最后如期完成了，但整個庫區共有十余名移民工作人員因為過度勞累犧牲在崗位上。“時間短了，相對有些問題解決得不是很徹底，或者不夠完善。比如說房屋的建設，出現房屋質量問題。”衡尚武說。
不過，淅川縣移民局總工程師侯炳耀認為，當地政府有意縮短移民時間，有更深遠的政治寓意。“移民工作開展前，國家剛剛度過金融危機。如果移民等各項工作時間展開過長，所花費的金錢和人力也會增加，并不利于大局發展。”但他也承認，如果時間從容些，移民工作確實可以完成得更好。
“政治任務高于一切”的宣傳，在庫區移民身上也可窺一斑。《博客天下》了解到，丹江口市和淅川縣在進行移民動員時，都曾打出當地移民史等感情牌，將某些移民主動要求搬遷的故事編排成話劇在每個移民村縣循環上演，很多地區還把移民政策印刷成紅色小冊子，組織村民集體閱讀和背誦。今年9月，湖北丹江口市幾個移民村內，“移民搬遷，為國家做貢獻”的白色標語或宣傳橫幅，仍然隨處可見。
國務院南水北調辦公室在接受《博客天下》采訪時表示，南水北調工程移民上，采取的是前期補償、補助與后期扶持相結合的辦法，比如征地移民補償標準由被征前三年平均年產值的10倍提高到16倍，從搬遷之日起，每人每年補助600元，連續扶持20年等，以使移民生活水平達到或超過原有水平。
不過，丹江口市移民新村一位移民坦承：“住的環境好了很多，但是經濟收入各方面，確實比原來的地方差了一點。”這是因為，水庫淹沒的都是肥沃土地，明顯優于新居住地的耕種環境。但是，“我是為國家做出犧牲和貢獻”的觀念，在移民村中仍屢被提及。
誰的利益最大化
作為中國最大的兩大水利工程，南水北調工程與三峽工程頗有相同之處。漫長的建設過程中，反對方與主建派在工程及后續影響上的持續討論，間接推動了項目的優化和調整；而在另一個戰場上，圍繞北上南水可能帶來的影響與利益，中央與地方、受水區與輸水區、受水區內部，也開始了一場無形的較量，各自爭取利益最大化。
在建設資金投入上，各地似乎互不買賬。國務院南水北調辦首任主任張基堯清楚地記得中線途經的河南、河北官員說的話，“我們對北京的支援本來就很大了，結果現在還要讓我們出錢建工程，想不通。”更多的地方領導甚至覺得，“這么大的工程又不是我們一個省的，應該是中央出錢。”
根據《南方周末》報道，項目多有向地方妥協之處。河南焦作人口過百萬，中線工程線路方案最初是繞過城區。張基堯記得，焦作希望穿城，這對城市發展、景觀綠化有很大促進作用。張去做焦作主要領導工作，但在河南省協調下，最終線路還是選擇了穿越市區。
今年夏天，央視和天安門廣場上的LED顯示牌上同時出現了一個公益廣告，十幾秒鐘時間里出現了河南南陽市的多個歷史文化景觀，畫面的最后，一行字幕緩緩出現：“南水北調，緣起南陽。”
南陽市政府和淅川縣委宣傳部在今年5月聯合策劃了這一廣告。9月17日，淅川縣一名宣傳人員向《博客天下》透露，其意義在于，“讓全國人民都知道淅川縣乃至南陽市對南水北調事業做出的貢獻。”在這名宣傳人員看來，宣傳到位，意味著向國家提出工程補償以及在對口協作上，當地政府會有更大的話語權。
相較于南陽市政府的大力宣傳，同樣作為庫區的湖北省丹江口市要低調很多。不少官員認為湖北省在宣傳上過于被動。一位官員甚至埋怨：“這下北方受水區都會以為丹江口水庫是南陽的，所有的水都是河南貢獻的，沒我們湖北什么事兒。”
事實上，丹江口水庫跨越兩省，地理位置上隸屬于湖北十堰市和河南南陽市，雙方水量各占一半左右。放水口則位于南陽市淅川縣的陶岔村。
對“南水”利益的爭奪，不止體現在對丹江口水庫的宣傳上。此前，不同地區和單位在陶岔樞紐工程上的利益競爭，還導致整個工程建設延緩。當前的陶岔樞紐工程在1968年到1974年建成的陶岔引丹工程基礎上續建，當時國家未投入一分錢，由原河南省鄧縣（現鄧州市）一力承擔。
2004年8月，水利部組建了隸屬于長江水利委員會的南水北調中線水源有限責任公司，負責建設包括陶岔樞紐工程在內的三項工程。此后，國家南水北調辦成立了干線總公司，負責修渠修壩。
為爭奪陶岔樞紐工程的建設和管理權，兩家業主單位相持不下。而其奧秘在于，誰負責建設和管理，誰就控制了南水北調中線的最大賣水權。據此前媒體報道，丹江口市屬意水利部一方，這樣湖北省可以分享賣水所得的收入。
各方僵持之下，2008年12月，國務院南水北調辦引入了第三家業主單位。陶岔渠首樞紐工程的建設管理，交給了與湖北河南無關、也與長江漢江無關的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員會。
水價的制定和補償，更是主要利益分歧所在。《博客天下》了解到，湖北方面曾建議南水北調中線工程每調走1立方米水補償湖北省財政一毛錢，但未獲得中央批準。
目前，湖北省對此的態度是，希望每個受水城市都能對水源地進行用水補償。丹江口市南水北調辦主任張正有說，他曾向國家層面的各級有關部門建議，受水區每個地方每方水提2至3毛錢，建立一個調水基金，并就庫區的生態環保、水質凈化、文物保護等方面建立補償基金。“幾乎每個中央過地方的領導、專家下來丹江口市考察，我都會提這樣一個態度，希望他們回去后幫忙呼吁。”
同樣希望獲得水價補償的，當然還有河南淅川縣。不過，在河南省內，淅川縣的訴求顯得格外孤立。和湖北省不同，河南在南水北調中線工程中的地位特殊，既是輸水區又是受水區。
在這一背景下，對河南這樣的農業用水大省來說，提高水價顯然會對經濟發展造成不小的阻礙。“跟中國很多地方比，河南真是一個欠發達地區，至今農業還是省內主打產業，高水價負擔不起，漲的錢負擔不起。”9月22日，鄭州市南水北調辦一位負責宣傳的工作人員如是說。
對此，淅川縣一位官員只好用“失落和無奈”來形容自己的心情，“我們做的努力，付出的犧牲，別的地區不一定看得到，甚至不一定會了解。”
此前的8月，淅川縣已經歷了一次類似的“失落”。河南平頂山大旱，丹江口水庫向平頂山應急調水總計5000萬立方米。一位淅川縣官員透露，因為當時水位比較低，水調不過去，淅川縣只好從南陽陶岔渠首用水泵抽水送去，之后淅川縣曾向平頂山市要求補償調水產生的上百萬電費，卻遭拒絕，理由是電費太高無法負擔。“后來是省里出來協調，給我們淅川縣一些補償。”
河北、天津等受水區同樣也有各自的利益衡量。今年5月和8月，國家發改委價格司的工作人員曾到庫區調研，探討水價的制定。丹江口市南水北調辦公室主任張正有記得，當時工程沿線涉及省市的對口領導都參加了會議，但在小小的會議室里大家各執一詞，場面一度失控，關于水價的初步探討最后不了了之。
現場的一份錄音資料顯示，作為輸水區，湖北丹江口市和河南南陽市都要求在水價上給予兩地更優惠的政策，具體是每輸出一定量的水就需要一定比例的補償金額。不同的是，丹江口市提出申請，仿照三峽水庫的經驗成立水庫調水基金，建立永久性生態補償機制、設立南水北調生態補償費；南陽則要求考慮移民搬遷中的犧牲與奉獻，在單獨定價基礎上給南陽市更優惠的政策。
作為受水區，河北、天津和北京的意見相似，都建議制定水價首先要顧及市民的接受能力，價格不宜過高，同時希望價格司優先考慮北上之水的公益因素，之后再逐步推進市場化運作。
9月24日，國家發改委方面告訴記者，中線工程的最終水價還在制定中，目前暫時不方便透露細節。不過，湖北省南調辦和淅川方面都對提高水價表示悲觀。
淅川縣發改委辦公室的何主任說，此前在水價制定上，他們向國家發改委建議了兩套方案：一是直接從水價中提取一部分，作為庫區生產發展基金或庫區基金；二是補償水資源費，包括水源公司的利潤分成。“但最后都沒有得到非常明確的答復，更沒有出臺這方面的政策。發改委最后可能會從大局考慮。”
河北省南水北調辦公室分管宣傳的官員郭晨英告訴《博客天下》，水價要由發改委來制定，沿途各省市只能起建議和呼吁的作用。對湖北和河南淅川縣要求漲水價的要求，郭晨英不以為然。在他看來，河北原有自己的水庫，南水北上主要補充水庫用水，“這件事（南水北調）對我們河北來說，政治意味更加突出。”
受損者與受益者
在涉及具體利益方面，輸水區和受水區的持續交鋒，最終仍要依靠中央政府統一協調來解決；但在這一過程中，對輸水區來說，工程造成的實際影響已經逐年顯化，眼下迫在眉睫的任務是評估產業格局調整帶來的影響，以及謀求對策。
9月15日，湖北省水利廳宣傳科科長馬云告訴《博客天下》，為保一庫清水北送，丹江口水庫所在的湖北省十堰市已開始全面取締網箱養魚。今年8月，十堰丹江口市率先清理了約350只網箱，根據計劃，十堰境內約15萬只網箱將于明年底前全部清理完畢。
丹江口曾是全國最大的網箱養魚基地。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網箱養魚興起，政府鼓勵農民們“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以水養魚，養魚致富”。
在漁民眼中，網箱養魚所投放的餌料是增產催化劑。在水質監測者看來，如果投餌過多，殘餌中的有機物在氧化分解后，將增加水中的氨氮含量。此前媒體曾報道稱，丹江口水庫總氮超標。
據湖北省官方估算，整個丹江口市有2000多戶漁民采用網箱養魚，如果取締，將涉及5000多個勞力，間接影響到兩萬多人的生活，同時將造成至少12億元的直接經濟損失。目前，湖北正積極向國家申請對應的補償金，希望在網箱全部撤除前能獲得部分補償。
為配合南水北調工程，大批企業搬離了庫區。淅川縣的泰龍紙業曾是豫西南最大的造紙基地，但為了保護水源地水質，2004年12月企業徹底關閉，資產損失達2.3億元。此后幾年，該縣338家造紙、冶煉等企業關停，縣財政收入一度大幅下滑。淅川縣發改委辦公室副主任何景奇說，這樣的“壯士斷腕”現象還在陸續上演。
綠園生態農業科技有限公司位于淅川縣毛堂鄉。20多年經營挖金業務，為綠園公司積累了雄厚資本。但因其屬于重金屬工業，會污染水源，南水北調中線工程開始后，被政府勒令關停。綠園公司被迫轉型。
在毛堂鄉所在的鄉鎮，被迫轉型的企業不在少數。毛堂鄉的荒山已全被企業承包下來種植茶葉和果樹，“過去這里遍地是工廠，挖金礦的、造紙的，還有鋁廠；現在取而代之的是種植業。”9月19日，綠園公司一位負責人說。
何景奇回憶，之前他們曾寫下工程給淅川縣每個關停企業帶來的損失，“寫到后來寫不下去，因為單子列了半張會議桌那么長。”
南水北調對輸水區的影響還反映在能源上。“推遲五年，水庫至少可以多發五年電。”丹江口市委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員表示。大壩加高后，丹江口水庫將以蓄水調水為主，發電為輔。據當地政府測算，年發電量將減少11億千瓦小時左右，這不僅導致丹江口市年供電收入減少1.15億元以上，而且直接增加企業用電成本2.07億元。此消彼長之下，將對丹江口市的工業經濟造成一定的打擊。
丹江口市南水北調辦主任張正有透露，當地的漢江集團本是市里納稅大戶，該市一半財政收入都由漢江集團提供，“發電量減少后，給漢江集團造成了非常大的財政損失，也從一定程度影響了當地的發展。”
包括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在內，一些科研機構和專家都對南水北調帶給水源地的影響做過仔細分析和評估。9月29日，國務院南水北調辦在接受《博客天下》書面采訪時明確指出，水源區大量關停污染企業、限制部分產業發展等，加上水源區自身經濟社會發展滯后，的確給地方財政和就業帶來了巨大壓力。中央和受水區，將支持水源地走上經濟社會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的軌道。據該辦透露，2008年起，中央財政已率先將水源區43個縣全部納入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轉移支付范圍，享受中央財政轉移支付政策，中央為此已累計投入資金147億元。
在接受《瞭望》新聞周刊采訪時，國務院南水北調辦主任鄂竟平亦談及了這些事實，但他同時強調，大型水利工程的建設，必須立足于大局，綜合而言，南水北調工程“得大于失”。
而與輸水區的落寞不同，工程帶給北方受水區的影響，盡是有利的一面。
北京、天津、河北都極度缺水。北京人均擁有水量僅100立方米，遠低于國際標準；天津市場上約有25%的桶裝水來自海水淡化。“旱了逮螞蚱，澇了抓蛤蟆，不旱不澇收鹽巴。”這首童謠很多華北人張口就能唱，但童謠里描述的場景再也無法看到——由于水資源嚴重匱乏，地表水連年下沉，河北地區原有的2300萬畝鹽堿地，只剩500多萬畝，富鎮的鹽堿地歷史被水危機取代。
“估計很多南方人都體會不到，水龍頭打開卻沒有水是什么感覺。”在天津及河北地區，一些干部告訴《博客天下》，各鎮各村在水利保障工作做得很好的情況下，才能保證每天10小時以上供水。在過去，他們洗澡甚至煮飯的水都是在一些水廠排隊打來的，如果當天打回來的水不夠用，家中又要招待客人，那么只能去鄰居家借水應急。
河北省防汛抗旱辦專家魏智敏至今記得一個畫面，一位住在河北太行山里的中年男子，走了一個小時山路出來挑水，回程時不慎摔倒，水灑了一半，男子當即坐在地上哭了起來。魏智敏感慨：“河北太缺水了，南水北調中線工程是京、津、冀社會發展的生命線。”
記者從河北省水利廳獲得的資料顯示，河北省年可利用水量不足170億立方米，實際用水量高達210億立方米，每年超采地下水40億-50億立方米，占全國超采量的1/4。在超過200萬口機井的瘋狂掠奪下，河北地下猶如漏斗。有水利專家稱，“這是在透支子孫用水”。
“不透支怎么辦？”河北省水利廳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員說，“總不能不澆灌吧，沒有收成哪有糧食吃？但河北地面上哪有那么多水啊？都是靠機井抽地下水澆灌。”
在河北省南水北調辦公室分管宣傳的書記郭晨英看來，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確實可以改善目前華北地區的缺水情況。一期工程通水后，除去沿途滲漏蒸發，河南可以分到33.9億立方米漢水，河北為30.4億立方米，北京為10.5億立方米，天津為8.6億立方米，這將大大緩解原來華北地區缺水的情況。
能喝到漢江水，多收幾斤莊稼，是河北老百姓對南水北調最直觀最質樸的想象。而在魏智敏的總結里，關鍵詞是“保障”。“中線工程通水后，城市和工業用水得到了保障，城市環境變好是一方面，還能騰出水資源進行農業灌溉，改善地下水的超采情況，減緩地下水下降速度，對地下水修復大有益處，也可恢復已遭到嚴重破壞的生態環境。”
《河北日報》報道說，南水北上之后，可以大大降低華北地區的癌癥發病率。河北磁縣是食管癌高發區，原因在于一些地區飲用水中三氮含量超標。
在河北某工業園區內的康師傅飲品項目廠區，一名負責人說，“我們選址在這里，就是看中了園區內南水北調的用水指標。”目前，該園區引進建設了有重大影響力的超億元項目12個，總投資92億元，企業無一不是看中了開發區未來優質可靠的水源。
2014年9月29日，國務院南水北調辦公室在接受《博客天下》書面采訪時表示，除了間接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外，由于南水北調工程投入了大量資金，據東、中線總體可研階段估算，僅此項每年可以拉動中國經濟0.2－0.3個百分點。調水工程通水后，我國北方增加了水資源的供給，每年將增加工農業產值500億元。另外，由于調水工程的實施，每年可增加就業人口50萬－60萬人。
訴求與責任
61歲的辛喜玉是丹江口市唯一一名全國人大代表，2012年全國兩會上她將一瓶裝有丹江口水庫清水的瓶子送給了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并附言，“（南水北調事宜）請總理放心，請黨中央、國務院放心”。
不過，“放心”背后隱藏的是，辛喜玉以及湖北、河南庫區多年來對南水北調補償工程的格外爭取。在飽受南水北調工程帶來不利影響的同時，丹江口希冀從工程中獲得一些直接或間接的好處，如大量資金的投入、受益區的對口支援等。
2013年，國務院批準了關于丹江口庫區及上游地區對口協作工作的方案，明確規定北京海淀區和朝陽區分別為丹江口市和淅川縣的對口協作單位。方案上寫著，北京的兩個區將在生態經濟、傳統工業、人力資源開發、科技支持以及公共服務各方面對庫區進行資金和政策上的扶持。
根據之前的媒體報道，目前對口協作工作已經取得一定成果。在此期間，丹江口市8個農產品加工企業分別與京津冀20多家商超簽訂《農超對接合作協議》，該市大批農特產品進入受水區大型超市。同時國家撥付丹江口水庫良好湖泊生態保護資金5700萬元，海淀區撥付“滄浪洲”生態濕地保護資金200萬元，并每年安排2000萬元資金支持丹江口市生態農業建設。另外，農業、科技以及社會建設方面的合作也在進行，海淀區教委與丹江口市教育局正式簽訂對口協作協議，建立長效教育協作機制。
河南方面，北京市財政每年拿出2.5億，用于與河南有關的對口協作，包括投資環保工程，投資生態工程，或者對企業化運作的這些生態產業項目給予一定的補助。
此外，國務院南水北調辦公室在接受《博客天下》采訪時透露，北京市還分別與河南、湖北兩省簽訂戰略合作框架協議，安排5000萬元支持河南省淅川縣金銀花種植基地建設；北京市還制定了《南水北調對口協作規劃》，確定北京市16個區（縣）與河南、湖北兩省16個縣（市、區）建立“一對一”結對關系，每年安排5億元引導資金用于對口協作重點領域，支持兩省推動生態特色產業發展、提高基層公共服務水平、深化技術交流合作、改善基礎設施條件、發展社會公益事業等。
不過，《博客天下》在湖北、河南兩地采訪時了解到，對口單位的協作內容上，生態環保和水質保護始終占得大頭，兩地長期要求的通路建設、農業和旅游等則不那么讓人樂觀。
辛喜玉擔任全國人大代表已有三年。縱觀她的所有提案，大都與丹江口地區的建設發展有關。其中包括建議修建庫區公路、鐵路，加大對庫區移民的項目和資金扶持、發展現代生態漁業以及要求中央增加丹江口市生態補償中央轉移支付資金等。
在最后一項建議中，辛喜玉寫道：“目前，中央財政給予丹江口市生態補償中央轉移支付資金，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丹江口市收支矛盾。但這種補償機制帶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特點，并不凸顯丹江口市作為淹沒區，特別是核心水源區的損失及環境保護成本差異。”
這些建議都得到了國家各有關部門的書面批復。但對丹江口政界來說，具體補償性政策正式出臺之日，才是真正放心之時。
丹江口市委宣傳部、市新聞中心副主任陳華平曾寫過一篇名為《蔚藍色的隱憂——南水北調中心工程冷思考》的文章，提及對該市道路基礎設施建設的渴望。2000年，漢十高速公路開始動工，“和修建丹江口水庫一樣，丹江口市政府全力配合，要求只有一個，希望高速公路能夠稍微偏幾公里經過丹江口市。最終政府、企業和百姓眼巴巴看著高速公路從家門口揚長而去。”
同為庫區的河南淅川縣公路系統不發達，曾和丹江口市共同提出修建一條公路或在現有公路基礎上將兩地的各種旅游資源連接起來，也未能如愿。
不過，據國務院南水北調辦透露，水源地的基礎建設已在加速。目前，十堰至安康、十堰至三門峽、內鄉經陶岔至鄧州等高速公路均已建成。
在丹江口市和淅川縣，“吃水不忘挖井人，為國家做出了大貢獻，要一定補償性項目很有必要”的觀點，一度占據基層官方思維的主流。但在和中央接觸時，哪些要求比較合適提，哪些字眼絕對不能碰，兩地官場心中自有一桿秤。
何景奇接觸過大批前來調研的國家和各省市領導，幾乎每次都要將本縣苦衷講上一遍，最后提一些訴求。但是，類似“做出犧牲、貢獻，應該有更多扶持”的字眼，絕對不會出現在匯報中。“這也應該算是一種政治覺悟，資源說大了是國家的。”
淅川縣更喜歡提到工程的長遠發展。“今后特別是水質保護方面，這個任務還非常重。這些概念提的就是，要保護水質我們有好多事要做。然后向國家提出一些請求，哪個地方需要修修路，哪個地方還需要干干別的事。”何景奇說。
就淅川縣來說，尋找對口協作并不僅僅限于直接向上級領導匯報。
淅川縣在北京有一處駐京聯絡辦，工作人員每天的任務就是通過新聞和政府網站收集北京各地需要的合作信息，并負責聯絡對方政府，提出協作意向。“只要是一起吃過飯的，見過面的，留過電話的，甚至點過頭的，我們都會去找他幫忙和對方政府搭線聯絡。”淅川縣對口協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張健說。
感情牌是丹江口市和淅川縣尋找對口援助的另一王牌。丹江口庫區湖北地段種植著大量防護林，分別用一些受水區地名命名，“北京林”、“天津林”等不一而足。當地居民告訴《博客天下》，這些林子都帶有紀念意義，期望輸水區和受水區友誼長存。不過當地一位分管宣傳的工作人員說，林子更深遠的意義，即希望受水區領導前來調研和視察時，能夠感受到丹江口市的誠意，為以后的支援或合作打下基礎。
不過現在看來，類似手段效果甚微。作家梅潔在《大江北去》一書中寫到一個細節：2004年端午節，丹江口水庫所在的湖北鄖縣縣長柳長毅以縣委和政府的名義向中線調水沿線的14個城市發出誠摯邀請，請這些城市的政府工作人員赴鄖縣歡度端午佳節，其中不乏很多北方受水城市。然而等到端午時，只迎來了一家自己人——同為調水源頭的丹江口市領導。其余13市，不僅沒來，連封禮貌的回信都沒有，一腔熱忱被一桶冷水澆滅，在江邊搭起的戲臺上，縣長柳長毅含著淚說：“不來就不來吧，我上臺給自己的老百姓演個節目……”
水庫的另一邊，淅川縣在去年和今年還兩次派出“移民宣講團”前往河北、天津與北京，目的是讓當地了解淅川縣做出的犧牲。衡尚武說，國務院批準了關于丹江口庫區及上游地區對口協作工作的方案后，淅川縣一度希望能將方案中的“協作”改成“援助”，“因為協作是雙方都要付出成本，如果是援助的話拿到的項目和補償會更多。”
《博客天下》了解到，該縣移民宣講團的講說內容包括基層一女性移民工作干部是如何說服庫區村民搬遷的，“在大雨里淋了兩三個小時，累得幾度暈倒，最后終于打動一戶移民”；一位鄉鎮財政所所長講述丈夫如何在移民工作中因為過度勞累而犧牲；一個老移民的小孫女講述爺爺為了庫區建設移民三次的辛酸人生故事。
淅川縣一位負責宣傳的工作人員說，移民宣講團每到一處，當地宣傳部都會組織政府領導班子來參加，多時有兩三百人。“很多人聽了我們的移民故事，都或感動或同情地流下眼淚。”
受感動的不止老百姓，還有國務院南水北調辦。9月29日，該辦書面回復《博客天下》采訪時還專門提及了河南、湖北兩省移民工作人員“講政治、講大局、講奉獻”的精神——“移民干部長期扎根一線，深入群眾，工作中‘五加二’、‘白加黑’，做了大量細致入微的工作，為保障移民工作順利進行付出了汗水乃至生命。”
宣講團顯然起到了一些效果。在北京朝陽區演講后，當地立即援助了384萬元，最后這筆錢被淅川縣用來蓋了一所小學。不過，宣講效果也僅限于此，并未得到河北和天津等地的回應。
河北省南水北調辦公室一位工作人員告訴《博客天下》，之前湖北省委書記和省長也曾前來提出一些補償性需求，河北省能給的答復是，所有支援性工程應由國務院來制定，由國家統一安排。
所處角度不同，為輸水區和受水區帶來了一層抹不去也繞不開的尷尬。在南水北調中線工程即將通水的大限，此時的漢水流域，各種博弈還在不斷上演。而最終，塵埃落定不僅依賴于各省市之間的妥協和退讓，更將仰賴于國家的調節之手。
本文來自《博客天下》，作者為楊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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