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計顯示，2000年美國總統選舉的結果，以得票率計，小布什為47.87%，戈爾為48.38%;2004年的結果是，小布什為50.73%，克里為48.26%;2008年的結果是，奧巴馬為52.86%，麥凱恩為45.60%;2012年的結果是，奧巴馬為51.01%，羅姆尼為47.15%。從投票率看，由于美國各機構對大選投票率沒有統一統計，所以無法得到準確數字，但大多數統計顯示，2008年的大選投票率較高，其次分別為2004年、2012年和2000年。從最近四次大選結果看，美國選民的政治分布并未呈現越來越相等的兩大陣營。
其次，從美國國會選舉和兩黨在國會的席次看，至少從2000年以來，兩黨交替控制國會兩院，而且多數黨、少數黨的差距常常較大。同時，多數美國選民會根據對現實的感受而非自己的黨派認同投票。因此，從選舉的角度看，無法得出美國社會極化加劇的結論。
再次，是普通民眾黨派和意識形態劃分的角度。從黨派和意識形態劃分來看，美國社會保持著相當程度的穩定性，沒有出現嚴重的分化。在黨派認同方面，近期民調顯示，普通美國民眾對民主、共和兩黨的認同穩定中有所下降，相比之下，自認為是無黨派獨立人士的民眾比例在升高。根據蓋洛普民調2013年的數據顯示，認為自己是民主黨的美國民眾比例為31%，共和黨則為25%，而獨立民眾的比例高達42%，達到1988年以來的最高。從長期趨勢看，過去25年中，這三項數據起伏變化，大致比例保持穩定，只是2005年之后，共和黨民眾比例持續走低，獨立民眾比例不斷上升。但明確的一點是，并沒有出現民主、共和兩黨民眾比例攀升而中間的獨立民眾比例下降的情況，也就是說，沒有出現形成政治極化的條件。
在意識形態認同方面，美國民眾對保守主義、自由主義和中間溫和路線的認同，從所占比例上看，自1992年以來大體保持不變。蓋洛普的民調顯示，在2013年，認同保守主義的美國民眾比例為38%，自由主義則為23%，而認同中間溫和路線的民眾比例為34%?？偟膩砜矗^去23年當中，認同保守主義的民眾比例穩定地下降了5%，認同自由主義的民眾比例穩定地上升了6%，而認同中間溫和路線的民眾比例只出現了2%的變化?？梢娨砸庾R形態認同劃分，美國社會保持著較高的穩定性。
在社會整體結構保持穩定的同時，美國民眾在一些具體議題上態度混雜，變化方向并不單一。在幾個重大的議題上，民眾的態度不盡一致。比如，多數民眾一直支持政府加強金融監管，對多德-弗蘭克法案的態度比較積極。但在醫療改革問題上，民眾始終沒有形成相對主流的支持意見，不同群體之間存在較大分歧，有時反對奧巴馬醫療改革，要求廢除醫療改革法的聲音會占據上風。說明美國民眾對醫療改革的方向仍然非常猶豫，尤其是對奧巴馬改革政策中強制要求個人購買醫療保險的“大政府”傾向感到擔心。從民眾對重大議題的態度也能看出，他們并未因為政治和政黨的原因而一味支持或反對奧巴馬的政策，而是采取了極具實用主義色彩的態度，對自身和國家利益的關注超過了對黨派政治的關注。
另有民調顯示，過去幾年在一些具體議題上，美國民眾的意識形態認同有所起伏。如在經濟議題上，自2008年起，認同保守主義主張的民眾比例由長期相對穩定的40%出頭攀升，到2010年曾達到51%的水平，之后又逐漸下降，至2013年又跌回41%?？梢钥吹矫癖妼洕叩膽B度，隨著美國經濟的變動和政府出臺政策的步調而不斷調整，并非單一方向改變。但在社會問題上的民意變化則是另一幅圖景，總體看，過去幾年中認同自由主義價值觀的民眾比例持續增加，特別是自認為民主黨人的選民，在社會議題上的自由主義傾向，在進入21世紀后明顯上升，從2001年的35%上升到2013年的50%。這也能解釋在同性戀、墮胎等社會議題上，美國社會在過去一段時間中出現的朝自由主義方向的轉變。這種不同議題上出現的不同的變化態勢，顯示在社會層面，即美國并沒有發生普通民眾隨兩黨政治精英而動的極化現象。
從上述分析可看出，在政治極化的程度上，美國政治精英階層與社會普通民眾之間存在明顯的差別。精英階層政治極化的加劇，并沒有蔓延到社會層面，美國社會并未因政治極化而出現分裂。
二
美國實行的是選舉政治，其基本邏輯是民選的政治人物要為民眾利益服務，他們為了贏得選舉要迎合選民的需求。但近年來的事實顯示，精英階層與社會大眾階層出現了明顯的差別，總體理性的選民選舉出的政治人物，卻不能以理性的方式解決國家所面臨的政治問題。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但政治制度上的原因肯定是最為重要的。
在各種制度性弊端之中，首先當推初選制度。政治人物要成為本黨的候選人、在選舉中與另一黨的候選人對決，首先要在黨內初選中獲勝。而參加初選投票的大多數是兩黨中最有政治熱情的積極選民，其數量只占全體選民的少數，但往往立場極端，他們這種極端的立場往往左右了本黨初選的議程。占據重要職位的政治人物很大程度上是由這樣的選民挑選出來的，在選舉過程中必須努力迎合本黨內的強硬主張，很難做到傾聽另一黨的意見，也很難做出愿意合作與妥協的姿態。在國會當中，這樣的議員越多，政治極化的程度就越高。
其次是國會選區劃分。美國憲法規定，各州按人口比例分配國會眾議院席位。每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之后，各州的席位數額都會根據普查結果而有所調整，同時各州內部也會根據本州人口的變化而重新劃分選區。通常，各州內選區的劃分由州議會負責，而占州議會多數的黨派又掌握決定權，它們會通過選區劃分，盡可能地幫助本黨候選人在選舉中獲勝。于是，一個普遍的情況是，多數黨對選區劃分的操縱導致全國范圍內產生了大量的“安全選區”，即由于這些選區內兩黨選民的比例總是相對固定，且往往有利于多數黨，所以這些選區里產生的國會眾議員能比較輕松地一再獲得勝選。那些從“安全選區”產生的眾議員，在政治立場上只需要考慮本選區內占優勢地位的本黨選民的需求。頑固堅持本黨的立場，拒絕妥協，也必然成為這些議員在國會議事過程中的行為模式。如果大量議員情況都如此，其結果就是國會極化程度的加劇。
再次是國會議事規則。國會的立法過程并非簡單的一人一票的投票過程，多數黨往往會利用自己的多數地位進行操縱，對辯論和修正案加以限制，設立各種特別的規則，讓立法過程對本黨有利，同時剝奪少數黨議員的正當權利。隨著國會選舉之后，多數黨與少數黨的輪替，民主、共和兩黨分別在不同時間段里把持立法過程，形成冤冤相報的惡性循環，嚴重破壞了兩黨合作的氣氛，政治上妥協的意愿大大降低，妥協的空間大大壓縮。
正是由于上述這些制度性弊端的存在，使得政治人物可以忽視社會大眾的意愿，忽視主流民意，有時甚至置國家利益于不顧，偏執地服務于少數人的利益和主張，最終導致的結果就是政治精英階層與普通民眾的分裂，政治與社會的脫節。
本文為《現代院美國所：美國國情九問》第二篇
文/王文峰?來源:共識網-《領導者》雜志第62期（2015年0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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