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鎮定沉著地繼續印發這些廢紙，因為，如果停止印發的話，政府就完蛋了，因為一旦印刷機停止轉動–而這是穩定馬克的先決條件–騙局馬上就會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如果受驚的人民注意到，他們即使有幾十億馬克，也只有挨餓的份兒，那他們一定會作出這個結論：我們不能再聽命于一個建筑在騙人的多數決定的玩意兒上面的國家了：我們需要獨裁”（轉引自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國的興亡》）。

從這段有意思的話里頭，我們能夠看到古往今來煽動藝術的精髓。憑心而論，希特勒確實頗有幾分洞察力，他看出馬克的瘋狂貶值被有意利用來應對外債（賠款是用馬克計算的），政府也的確難辭其咎，然而由此得出的結論–“民主不如獨裁”，就莫名其妙了。而煽動的訣竅偏偏就在于此，觀點必須震撼，論據必須彪悍–那么從論據到論點到底是什么邏輯，基本上就沒多少人注意了。不信你翻翻文革的大字報，保證有所印證。

差不多同時發生的第二件事，可要比那位退役下士的表現吸引力大多了。甚至可以說，停戰以來，德國人民第一次聽見了好消息。

持續將近三年的惡性通脹，在一九二三年年底開始得到緩解和控制。

歷史學家們將這個功績與一九二三年十一月的一個任命聯系起來：四十六歲的德意志帝國銀行董事亞爾馬–霍雷斯–格里雷–沙赫特被任命為國家貨幣流通專員。

沙赫特一八七七年一月生于特因利夫（原屬德國，現屬丹麥），父親是德裔美國公民，母親是丹麥裔。他的父親為紐約公平信托公司工作了將近三十年，亞爾馬之所以在德國而不是美國出生，只是因為他母親當時患病必須全家回德國治療。和今天的眾多移民一樣，老沙赫特覺得美國的月亮特別的圓，為了聊表對第二祖國的熱愛之情，居然把一位美國反蓄奴制政治家的名字放進了兒子的姓名中間，這就是他奇怪的中間名的來由。在日耳曼的命名方法里，中間名本應是父名和祖父名，這個獨特的做法如同一個奇異的預言，在他的一生中深深刻下了難以磨滅的美國印記。

小亞爾馬聰明而勤奮，具有德意志歷史上那些百科全書式學者的天資氣質，他先后專門學習過醫學、哲學和政治科學，年僅二十二歲就得到了經濟學博士頭銜。年輕的沙赫特博士秉承父業，進入德雷斯頓銀行。他本人出眾的能力加上老頭子在金融界廣泛的人際關系，沙赫特一帆風順，很快成為引起關注的金融精英。一九一六年，他成為德國國家銀行的董事之一。一九二三年，沙赫特臨危受命，拯救災難中的德國貨幣流通體系。

貨幣崩潰的根源在于沉重的賠款負擔，沙赫特當然清楚，一切金融改革的舉措如果不解決好這個問題，只會引發更可怕的動蕩。他上任之后，立刻從兩個方面齊頭并進：一邊尋求外國金融資本的支持，一邊改革貨幣，極度濫發的舊馬克被新的地產抵押馬克（RENTENMARK）取代。

那么該向誰尋求幫助呢？哪個國家有能力又有意愿幫助德國呢？歐洲的鄰居和對手們要么心懷叵測，要么自己也窮得夠嗆，沙赫特也根本不指望它們，他的目光越過浩瀚的大西洋，精準地投向了自己的精神故鄉–美國。

一次大戰最重要的后果，既不是霍亨斯陶格、哈布斯堡、羅曼諾夫三大歐洲王室的垮臺，也不是共產主義革命的興起，而是美國作為國際經濟政治關系中最強有力，甚至決定性的一端，羽翼豐滿，開始閃亮登場。巴黎和會和國際聯盟提供了它的出場秀，然而要真正深化美國對世界的控制能力，向歐洲大陸的經濟滲透是一個重要途徑。德國伸過來的求援之手，與華爾街的金色魔杖正好一拍即合。

二十年代的華爾街，宛如現實版的迪斯尼樂園，不斷在狂歡的氣氛中迎來繁榮奇跡，幾大主要銀行財團積累下來的資本迫切要向外擴張。馬克思曾有言道，百份之三百的利潤下資本就敢冒上絞架的危險，絞架尚且不怕，何況區區一個德國。一九二四年，以美國銀行的查爾斯道斯為首的委員會推出了“道斯計劃”，一九二四至一九二八年內總計八億美元貸款流向德國，幫助它償還凡爾賽條約的賠款，利息收益直接投資于德國市場。同時，國聯調停法比兩國撤軍，接管魯爾工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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