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教訓沉痛：喪失國家金融監管權導致美國陷入不可逆的結構性衰落

如果說喪失對教權的管控是中世紀歐洲在破碎化中衰落的重要因素[12]，那么喪失國家對金融監管權，則是導致當前美國衰落的重要原因。明察其中的經驗教訓，對當代中國是有意義的。

事實上，美國當時在建立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時候也感覺很突然，怎么突然就要管理世界了？1945年喬治·C．馬歇爾在五角大樓的告別演說，繼而1947年在普林斯頓大學的演說中表露出對美國削弱歐洲戰略成功的喜悅及戰后美國的全球抱負，他告訴美國人應該了解他們的歷史，了解他們同其他國家的關系，了解美國在世界上的新地位。美國應該擔當起一個世界強國的責任，美國對外政策的視野，再也不能局限于美洲了，而應以全球作為美國利益的著眼點。[13]馬歇爾告訴美國人今后要學會作世界霸主，要有管理世界的能力。

但是，美國走到今天也經歷了一個“否定之否定”的歷史過程。美國在崛起之前和之初還是一個健康的國家，工業、農業等各方面發展比較平衡。這是由于依附于美元的華爾街財團和美利堅民族的利益還是一致的，都是要打倒歐洲霸權，掌控世界財富。

1939年初，美國總統羅斯福在美國參議院軍事委員會協商的會議上告訴資本大佬們他要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理由——實際就講美國參戰會給資本家帶來什么好處[14]。他說：

在大西洋上，我們的第一道防線是一大批國家持續地獨立地存在——它們持續、獨立地存在。目前，這些是什么呢，請記住這些字眼，具有持續的獨立這一內涵的“持續地獨立地存在”。國家的獨立意味著“獨立”，并不意味著在軍事上或經濟上遭受某個其他國家的“統治”。

這實際上是在暗示德國正在統一歐洲，統一的歐洲不利于美國，而“一大批國家持續地獨立地存在”則符合美國的外交利益。他告訴美國資本家歐洲的分裂也可以符合美國軍工資本家的利益：

如果這種情況果然發生了，英國、法國和其他仍然保持獨立的國家決定起而戰斗，那時你們就會碰到武器問題。

慕尼黑會議后，9月28日[15]那天，英國人大為煩惱，他們受了驚嚇，驚惶失措，派人來這里，確實定購了飛機。我不知道他們在此購買了多少飛機，然而我想是300~400架。法國人的政府制度是每天早晨早餐前更換內閣。法國人開始討論，這時的想法是，只有上帝才知道他們將要購買多少飛機。這是一個極好的想法。我們說：“越多越好！來，快來！使我們的工廠能進行批量生產，好！”

羅斯福講話時在座的美國金融資本家的祖輩有許多曾在歐洲是以打倒反天主教權為目的的文藝復興及隨后民族獨立運動的資助者，在這些目的實現后，他們便在與歐洲民族國家產生的權力之爭中遭到慘敗，有的還被驅逐和流放。1805年，拿破侖政變成功，次年他便邀請法國知名猶太人召開會議，以確保這些曾在推翻舊政權的大革命中發揮積極作用的猶太人對法國新政權的忠誠[16]。如果聯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歐洲和蘇聯都執行嚴厲的限制和防范——在德國更是趕盡殺絕——猶太人的政策[17]，可以說，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前，歐洲對這些金融資本家一直保持著高壓態勢。正因此，當時華爾街或者被艾森豪威爾稱謂的“軍事﹣工業復合體”[18]的利益和美利堅民族利益還是一致的，目的都是要打倒歐洲，使美國取代歐洲的世界霸權。在這樣歷史背景下，美國資本家很容易接受羅斯福參戰的提議。

二戰結束后，美國取得了全面勝利，這時又出現了誰掌握國家權力的問題。“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19]有著深痛教訓的美國金融財團卯足了勁，一定要把國家權力掌握在手中。他們從金融即他們的長項入手，制造并利用危機，造成國家資金短缺形勢，迫使美國政府向他們借錢。借錢可以，但條件是國家要改革國家金融壟斷體制，理由是政府“監管不力”才造成“危機”。金融管理經驗遠不及老牌歐洲的美國政治家遠不是被歐洲人趕到美洲的金融家的對手，更并沒有將金融提高到國家的生死存亡的高度來看待。開始有些美國政治家比如林肯、麥金萊、肯尼迪等[20]也試圖通過提高國家對金融監管能力將金融監管權力收到國家手中，但最后他們及其努力多為美國金融集團干掉了。一次次“金融危機”迫使政府一次次借款（或曰“融資”）和隨后的放權，最終華爾街將原來由國家掌握的銀行完全掌控在自己手中。華爾街反客為主，政府成了它的最大“銀行客戶”。結果，巴黎公社放棄銀行的監管權所造成的亡國惡果，一百年后不幸又在美國上演。美國民族資本已成為金融資本的犧牲品，殖民地現象已從南方國家向北方發達國家逆推。

殖民地現象從第三世界向特別是美國這樣的帝國主義內部倒逼，是21世紀初的帝國主義腐朽性的最突出的特點。1942年1月22日，毛澤東在審改關于太平洋戰爭后淪陷區情況的通報材料時，加寫這樣一段話：“總之，極端狠毒的殖民地政策，現已推行于租界，不分階級，有財即掠，表示了日本法西斯最后掙扎時期的緊張性。”[21]如果將這段話中的“日本”換作美國華爾街壟斷資本集團，讓人也會覺得很貼切。1965年美國記者愛德加·斯諾在與毛澤東談話結束時說：“希望主席向美國人民說幾句話，美國人民對中國是有好感的。”毛澤東一針見血地回答說：

祝他們進步。如果我祝他們獲得解放，他們有些人可能不大贊成。我就祝那些認識到自己還沒有解放的，生活上有困難的人獲得解放。美國人民需要再解放，這是他們自己的事。不是從英國的統治下解放，而是從壟斷資本的統治下解放出來。[22]

2011年美國出現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就是美國人民認識到自己的利益并開始了“美國人民需要再解放”的偉大實踐。

我們知道，國家的實體經濟和銀行是一對國家必須依賴的互為補充的兩個支柱：銀行好比是一個人的血液，實體經濟是腎，有血可以強腎，有腎也可以生血。華爾街利用危機搞垮了美國國家銀行后，立即向實體經濟發難，利用手中的金融權力慢慢將美國的實體經濟擊垮。20世紀50年代，美國制造業產值占全球的比重高達40%左右，從60年代開始，美歐開始了“去工業化”浪潮，進入80年代，生產“外包”成為趨勢，2009年美國在全球制造業產值中的份額跌破20%，2010年繼續跌至19.4%（當年中國為19.8%）[23]。2008年美國制造業增長率1.7%，2009年猛跌至–18.7%。[24]2010年美國服務業在GDP中所占比重達70%左右，狹義上的制造業在美國GDP中所占比重由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17%強降至目前的12%左右[25]，其中與國民生活無關而華爾街石油集團需要的軍工產業還占有相當的比例。這使得美國由以往以實體經濟為主體的社會結構不自覺地滑入一個以消費為主業的寄生性的社會結構[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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