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習近平出訪哈薩克斯坦時，提醒東道主兩國沿“絲綢之路”(Silk Road)擁有共同的商業紐帶，其歷史可以追溯到兩千多年以前。這位中國國家主席接著提議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Silk Road Economic Belt)，為亞洲帶來新的繁榮。習近平此次講話幾乎沒引起國際媒體注意，但不到兩年后，這個所謂的“一帶一路”(One Belt, One Road)計劃——結合海上絲綢之路——成了習近平外交政策和國際經濟戰略的核心。“一帶一路”計劃將對該地區和全球企業產生重大商業影響，同時將給這片美國、日本、印度和俄羅斯幾國都存在重大而彼此沖突的利益的地區，帶來不可預知的地緣政治影響。

一段時間以來，中國政府明顯需要在國內外找到一條新的商業道路。過去中國在非洲和亞洲簽訂的基于獲得大宗商品資源的雙邊投資協議，許多是非商業的，執行欠佳，而且有時在當地不受歡迎。它們所服務的國內房地產和投資熱潮現已結束，給中國留下了種種問題，如工業和建筑業產能嚴重過剩、通貨緊縮以及不斷加劇的債務管理問題。

此外，中國已厭倦了積累無窮盡的美國國債和其他政府債券，現在偏好加大海外直接投資。北京方面也早就表示反對美國及美元在全球金融機構的霸主地位，最引人矚目的就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以及世界銀行(World Bank)。

因此在過去一年，中國政府采取了三大舉措。中國與其他金磚國家新興經濟體共同創立了新開發銀行(New Development Bank)，它就像IMF的克隆機構，具有很濃的象征意味。中國還創建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簡稱亞投行），并將提供半數資金，亞投行目前已擁有57個意向創始成員國。如果資金、組織以及治理問題能夠成功解決，亞投行到2020年可以每年提供200億美元貸款，與世界銀行現在承諾的每年300億美元貸款相差不太遠。

然而，與“一帶一路”這部重頭戲相比，這些都是助興表演。一個普遍的說法是，從西安（中國古都、古絲綢之路的起點）、經中亞、到中東、俄羅斯和歐洲，這條現代絲綢之路將連接起65個國家、44億人口。海上絲綢之路的目的是將南中國海與印度洋、東非、紅海以及地中海連結起來。不可避免地，這將要求中國將其日益增長的海軍力量投射到更遠的地方。資金將來自中國的幾家開發銀行，其中最大的兩家最近收到了總共逾600億美元的新資金，用于支持新業務。中國有近4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中國政府無疑會認為，將外匯儲備池中的資金多分出一些用于這一目的是合適的。

“一帶一路”能否像一些人宣稱的那樣，成功改變全球體系？這一說法的倡導者說，投資的受益者和供應商必將受益于新的基礎設施、能源管道、光纖和通信系統、以及貿易壁壘的降低。人們還認為，這個計劃嚴絲合縫地契合中國的需要。它可抵消中國國內投資率下降、產能過剩日益嚴重的影響，為潛在的反腐運動對象提供商業上的甜頭、促使他們配合改革，促進發達沿海地區與相對落后的西部省份經濟一體化，還有重要的一點是，促進金融一體化，包括推進人民幣國際化。

不過，這樣說是本末倒置。“一帶一路”以及亞投行等配套機構或許能夠改變全球體系，但這并非抽象意義上的，并且前提是它們反映了中國政府在其他長期經濟和政治目標上的追求。這些長期目標包括，讓中國的人均收入達到美國的水平，接受開放治理，讓其他國家對中國的外交政策買賬，讓人民幣成為儲備貨幣、而不只是作為交易手段被更廣泛地使用。中國必須讓外界看到，它有實現這些遠大目標的決心。

如果中國新金融外交的目的是，在不從根本上改變政治和經濟邏輯的前提下擴大和加深其全球足跡，那么結果可能是整個亞洲面臨更大全球風險。最終，這種戰略重心西移將不過是對美國重返亞洲的回應，這種回應雖是商業上的，但也是咄咄逼人的，它提醒我們，就像美國歷史學家愛德華?勒特韋克(Edward Luttwak)所說，地緣經濟是“遵循商業語法的戰爭邏輯”。

文/喬治?馬格努斯 《金融時報》 作者是牛津大學中國中心(China Centre, University of Oxford)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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